饥饿年代的艰苦生活，在痛苦中，也会给人带来十分充盈的回忆。没有粮食，任正非全家人到处找吃的，上山采红刺果，或是“采几颗蓖麻子炒一下当花生吃”，穷想办法。但是最温馨的记忆，还是全家围坐一起煮南瓜，“没有专用的厨房，而是卧室床前的地上，挖一个坑，作一个地炉，又做饭，又取暖，大家围在一起，吃南瓜，和和融融”。这种艰难的环境，使家庭成员之间的心灵联系变得更加紧密。1982年，任正非出席了中共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的合影被其父亲做成大大的镜框，悬挂墙上，“全家都引以自豪”。

对家人深深的责任，让任正非在人生无路的时候创办了华为，他需要通过事业的成功来改善家人的生活。而这种奉献家庭的使命感也内化为他的管理思想的一部分，在经营华为的时候，他也总是以实现家人幸福的口号来激励员工，并以家庭观念和伦理来作为上下级沟通、后勤保障的原则。比如说，他要求艰苦地区一定要把食堂搞好一点，要把餐厅布置得像个家，“餐厅干净一些，空调、灯光舒适一些，桌子擦得干净一些，放上一束野花，实在没有花，也可以放一团白菜花、萝卜花”。他还明确要求，前去非洲探亲的华为家属，一定要请她们去马赛马拉，“要把公司每年补助的三套机票用完”。他更要求上级要对属下员工有爱惜之心，“古往今来凡能打仗的部队，无一例外，都是长官爱惜士兵，不然就不会有士为知己者死”。

不过，家庭观念毕竟是一个小的概念，在数量大于家庭的企业集体里出现公私矛盾，反而有导致腐败的危险。因此，对于更大团队的建设，无疑需要用更为宏阔的目标和更为深远的使命来号召，对家庭的责任因此很自然地进化到了对国家民族的责任上来，这就形成了《华为基本法》里阐述的华为的社会责任：华为人需要“为伟大祖国的繁荣昌盛，为中华民族的振兴，为自己和家人的幸福而不懈努力”。先“大家”再“小家”，呈现了一种先后次序之分。

当我们把目光回溯到华为早期的发展历程，也可以清晰地看到民族主义激情的真实涌动。任正非无论是在用于内部宣传的讲话、文章之中，还是在对外接受的采访、座谈之时，都有大量的相关叙述，比如1995年年底，任正非在与“863”工程及国家科委的领导、专家座谈时表示，华为的企业文化建立在国家文化的基础上，以爱祖国、爱人民、爱公司为基调，企业要靠信仰留人。

回到《我的父亲母亲》这篇文章。在文章最后，任正非十分痛心地自语道：“回顾我自己已走过的历史，扪心自问，我一生无愧于祖国、无愧于人民，无愧于事业与员工，无愧于朋友，唯一有愧的是对不起父母。”这几行叙述，虽然是以浓烈的笔墨表达了对父母的不舍和愧疚，但同时也在字里行间折射了他的价值取向：一种强烈的使命感，使他认为个人的价值，就是要对家庭、事业以及国家都承担起重要的责任。 “振兴通信，中华有为”

这种家国情怀，其实也是任正非这个年代人所具有的普遍特征。作为一个20世纪40年代出生的企业家，任正非的成长阶段中，充斥着意识形态的教育。这种意识形态的教育要求人们更加关心抽象、宏伟的集体性目标的实现，而非个人的具体愿望的满足，要把个人价值的实现建立在集体性目标的完成上。与此同时，经历了国家贫弱的年代，在那改革开放激流奔涌之际，振兴民族的激情很容易落实为经济建设上的奋斗精神。吴敬琏的一段话可以大概描述这种心态，他说：“我们这一代人总有挥之不去的忧患意识，这与自己的经历中的家国多难有密切的关系。民族振兴是我们这一代人刻骨铭心的梦想。我曾经说过，我们个人的命运是同改革开放的命运联系在一起的。对民族前途自然就应当有一分责任和担当。”

通过持续的企业文化运作，任正非个人的这种家国情怀也不断凝聚为公司的重要文化理念。强烈的民族情感，尤其成为早期华为企业文化的重要特征。1993年7月1日，时任广东省省长的朱森林在为华为题词时，写下的是“振兴通信，中华有为——深圳市华为技术有限公司赞”，把“华为”二字的定义解释得非常清楚。华为将题词登载在内部报纸《华为人》上，显然是认可这一解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