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是有关精神分析上的指导或教授的困难。在医学课程中，你们已习惯于用眼睛。你们看到解剖的标本、化学反应后的沉淀物和神经性肌肉痉挛，然后又和病人接触，学到凭感觉断定症状，在很多情况下，甚至单凭其中一种起因就能推断出整个病理过程的结果。在外科手术方面，你们亲眼看到手术的进行救了病人，也被允许试着亲自去做。而在精神医学方面，病人所显示出来的各种表情、言行举止，都带给你们一连串的观察机会，从而自观察中产生深刻的印象。这么说来，医学方面的老师大都扮演阐释与指引的角色，就像领着你们通过博物馆，你们在这种方式下便和那些陈列品有了直接的关系，并且相信自己透过自身对于新事实的存在之经验又有了信念。

但是，连这个都不可能。可分析所赖以维系的对话不准许第三者在场，过程也不能公开。当然，在精神医学（psychiatry）的课堂上，往往让衰弱性精神官能症①患者或歇斯底里性精神官能症②患者来到学生面前。在这种情况下，患者会说出自己的痛苦或症候，仅此而已。也只有在和医生有特殊情感关系的条件下，他才肯作此必要的沟通，只要有一个陌生人在场，他就缄口不谈了，因为这样的沟通必须道出他个人思想和感觉③的大部分，以及身为与社会疏离的人极不欲为人所知的一切，这一切是连他自己都不愿去面对的。

所以，你们无法实地参与精神分析治疗，只能由别人转述而知，简言之，就是道听途说而来。这使你们很难下判断，大都只能赖于你们对转述者的信任程度而定了。

现在我们暂且设想你们不是来听精神医学的讲演，而是历史的讲演，再假设讲演者是在谈亚历山大大帝的生涯与军功。那么，各位是根据什么相信讲演者的报告的？这种情况乍看起来比精神分析的情形更不合理，因为讲述历史的教授和各位一样并没有参加亚历山大的远征，而精神分析学家至少会向你们报告自己扮演过的角色。但是我们要问，历史学家所根据的是什么？或者用那些与有待考察的事件之年代很接近的人所写的著作，譬如狄奥德鲁士①或普鲁塔克②或亚里安③的著作，也能将保存的国王货币、雕像的复制品放在各位面前，也可以将庞贝出土的伊索斯之战的壁画图片拿来给各位轮番观赏。严格来说，这些文献不过是亚历山大其人和他的功绩已为历代以来的人所深信，而各位可据此重新加以批判罢了。然后，你们或许会发现，有关亚历山大的报告不见得每一件都值得深信，或者某些细节必须进一步求证，可是我想各位不至于就因此怀疑亚历山大大帝的真实性而离开讲堂。

各位所下的结论主要可从两方面来考虑：其一，讲的人自己不相信的事也不会要你们相信的。其二，所有值得信赖的作者多少都同意他们所考虑的事实。至于早期的典籍问题，你们要再参考原典，从其中可发现作者的动机，并加以印证，进而确信亚历山大的事例，也减少对于摩西和尼姆洛德④的想象。在这之后，你们对于精神分析所可能产生的疑问就足以明确把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