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择相信，或不信

第一支手机是在一九九七年买的，在香港，在报社工作，那时候我的上司是高信疆先生，他笑道，当年的他亦是拼命三郎，从早到晚向别人约稿谈稿，每天至少要打卅通电话，幸好那时候没有手机这玩意儿，否则他必从拼命三郎变成拼命十郎，提早烧掉了十年生命。

我记得高先生说此话时是坐在香港报社的编辑台前，他担任香港某报的编务总裁，统领着几份报纸和刊物，他一边抽烟一边笑道：「那时候我身边朋友极多，离开台湾的报社后，朋友立即减少了八成，如今重回传媒，又掌握报社编务，朋友立即又多回八成。这就是人生，现实的人生。」

三年前，高先生因病辞世，才六十岁出头，或许真的只因当年太拼命。

我在报社仅做了一年多的全职工作，即使做不了拼命三郎，至少亦是二郎，下班后的唯一娱乐是跟「突发新闻部」的记者同事去喝酒鬼混，他们每天面对社会百态和人间万象，红尘玩乐，所以最懂。严格来说这当然是自我开脱的借口了，自己做的事情必须自己负责，但当时总觉有一股力量把我往下推拉，那几百天的日子恐怕是我生命里最沉沦不堪的岁月。

所以离开报社时的我是满心喜悦。

然而在拼命年代里所做的业障仍在发酵，在鬼混的日子里，曾在某夜某回把手机号码在某个不适当的场合里留下了给某位不适当的女子，我早已忘记，她却依然记得，而于我重回校园工作后，某夜某回，在家里，我放在客厅桌上的电话忽然响起，是她打来，而我当时，正在洗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