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论

一个国家之所以伟大，条件之一就是既能够吸引别人的注意力，又能够持续保有这种吸引力。当西方刚刚接触中国时，中国就明显表现出这种能力；几世纪来，流行风潮的无常，政治情势的改变，也许曾使中国的光彩暂且蒙尘，但是中国的吸引力却从未完全消失过。无论是中国在西方引起的强烈情感，一波又一波尝试描述并分析这个国家及其人民的企图，还是西方人对有关中国消息的强烈兴趣，都明确道出了这个国家所散发的魅力。[1]

西方人在处理中国现象时，无论知识上或情感上，都有着非常多样的态度。而本书，正想为此多样性寻求一个解释。为了不让此寻求过程显得过分正式、过分慎重，我从哈特·克莱恩（Hart Crane）处借用本书之标题；哈特认为，按照哥伦布的想象，在曙光初露的迷蒙中，应以感觉而非视觉去体会中国。在十三世纪的马可波罗笔下，当时是可汗统治着这个传说中的国度。而在哥伦布的心中，可汗一直是中国的统治者。若从航海与探险史上借用名词，我们可称此契机为“观测”（sighting）。在那种环境下的观测，是短暂而断断续续的：只要逮着机会，就要确定自己的位置；观察者借观看预期的目的地而发现自己。如果将此想法加以扩大，在射击上，所谓的观测就是要决定射程，寻得平衡点或支架效应，以便射击能够正中目标。在1750年代，当戈德史密斯（Oliver Goldsmith）、安生海军少将（Commodore Anson）及孟德斯鸠各以极端不同的方式书写中国时，“观测”也是赌博时用的词汇，特别意指掷骰子时的作弊行为。在十三世纪，当威廉·鲁不鲁乞（William of Rubruck，又译鲁布鲁克）与马可波罗刚开始将他们对中国的看法与少数拣选的西方人分享时，“观测”就是“叹气”的代名词，“边流泪边观测”这种句子常被当做连接词。

接下来我要讨论的关于中国的观测，表达形式五花八门，包括外交官报告、诗作、舞台剧、家书、哲学论文，甚至小说。在这本书里，我们比较详细地谈到了四十八个这种观测，涵盖从1253到1985年超过七百年的时间。最早的一个，是传教士威廉·鲁不鲁乞，肩负着宗教和外交任务，前往大汗的哈拉和林城。他的经历无可避免地影响了马可波罗，他是在我们即将讨论的所有观测中，最著名也问题最多的一个。

马可波罗留给后世的，除了他所提供的资料外，最主要的还是他所激发的好奇心。十五世纪时，西方印刷术逐渐发达，到了1480年代，马可波罗早期的手稿开始印刷成册，传入读者手中。在这些早期版本的读者中，就包括克里斯托弗·哥伦布，他还在书中作了注解。到了1540年代，受哥伦布地理发现影响，葡萄牙人将触角伸到澳门，西班牙人则到了菲律宾，为堪称观测中国的“天主教时期”揭开了序幕。这段时期写成的报告、辩论文章，以及小说——我们共讨论了五个例子——使西方人更精确地认识了中国，并使西方人针对中国及中国人的本质以及如何运用这些新资料展开热烈辩论。

十七世纪接近尾声时，天主教国家的海外征服及拓展达到了最高峰，新兴的新教海上势力于是蓄势待发，准备掌握此一大好时机。来自荷兰及英国的外交官及军人，成了探索中国的下一批人。这些人视自己为现实主义者，肩负着重要任务，对于中国要求他们遵循的传统觐见礼仪，特别是磕头——在皇帝面前九次匍匐在地，当皇帝不在时，则向着皇权的象征——他们均满怀敌意。对此觐见仪式，英国人从未以国际礼仪视之，只当其为有损国家尊严的行为，于是，不可避免的冲突便爆发了：这段历史可由该世纪的三位目击者贝尔、安生及马戛尔尼勋爵（Lord Macartney）加以见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