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中国人在美国

当查尔斯·普莱思于1889年底带着家眷到达山西汾州的小宣教站时，他立刻发现那是个无趣的地方，对于未来更是感到茫然。不过他倒是注意到了，虽然汾州居民大多贫病交迫兼而绝望，但对他们倒是非常友善。他在1890年3月写给父亲的一封信中，将当地和美国做了比较：“他们对我们很好，好像很高兴我们到这儿和他们一块生活，较之有些时候在美国的中国人，我们受到的待遇，显然好得多。”[1]

远自十六世纪中期佩雷拉开始，西方旅行家就尝试过类似的比较了，但是一直都很抽象，因为西方社会里始终见不到可相提并论的中国人。到了十九世纪下半期，这个现象才开始改变。当时在欧洲，只有零星小规模的中国人社区，反观美国，1849年的淘金潮，以及随后的铁路修筑，却吸引了数以万计的华工至西岸，其中又以男性为主。到了1890年代，许多美国城市出现了“中国城”，华工也散见于全美各处，无论是太平洋西北岸、中西部、南方或是东部海岸，都见得到华人身影。

可以想见，美国白人对这批新移民的态度，是好坏参半的。不过刚开始时，容忍度还算不错。就拿容闳这个来自中国东南穷人家的小孩来说，他在商人支持下，由好心传教士带到美国，就读于新英格兰的私立寄读学校，于1854年从耶鲁大学毕业，并娶了哈特佛德（Hartford）当地的女孩，生活上完全没有出现困扰。[2]另外较特别的，像中国连体双胞胎“章和安”（Chang and Eng）（生于1811年，殁于1874年）。这对胸部紧紧相连的兄弟，刚开始时还是马戏团的展览品，后来也过起了几乎和一般人一样正常的生活。他们定居于北卡罗来纳州，换了美国姓邦克（Bunker），娶了当地的白人姊妹安德蕾·叶慈及莎拉·安·叶慈（Adelaide and Sarah Ann Yeates），成了两个家，兄弟俩两头轮流住，买了地，共享一份结婚礼物，亦即一位他们称为“葛瑞丝阿姨”（Aunt Grace）的女黑奴，总共生育了二十一个子女。[3]有些中国人则经营果园，组织慈善机构，捕虾网蚵，在废弃的矿场挖掘剩煤，到制鞋工厂或雪茄工厂做工，开洗衣店或餐厅。

到了1860年代末期，查尔斯·普莱思所提及的压力，逐渐开始浮现。此时中国人不再囿守于旧金山，他们开始接触矿工、铁路工等工作，他们也从美国人眼中的新鲜有趣变成受攻击的对象，动辄遭调侃，经济上受歧视，法律上受骚扰，甚至受到暴力威胁，严重时，则遭私刑处死。两位早期记录这段历史的作家为布莱特·哈特（Bret Harte）及马克·吐温（Mark Twain）。这两位年轻人均来自美国东岸，到西岸的目的，一方面是想找些故事题材，一方面则想成名致富。他们在1850年代末、1860年代初，在内华达州及加州第一次见到了中国人。第一份由美国人撰写的针对中国城做的详细报道，也许就出自马克·吐温之手。在1861至1864年，他近三十岁的数年间，他居住在内华达州弗吉尼亚市，并担任当地报纸《企业家》（Enterprise）的记者。

吐温指出，维市当时有约一千名华人，多数以洗衣为业，有一些则担任男仆及厨子，他们挤在一个小小的“中国区”里，在“城里一个角落自成族群”。[4]由吐温文中可知，当时在美国逐渐形成的针对中国人的负面刻板印象，也已深深影响到了他：中国人已将城里这一带搞成了他们喜欢的样子；他们不用马车，因此他们的道路显得不够宽，无法容纳这种交通工具。夜晚十点是中国人最惬意的一刻。在每一个邋里邋遢、黑洞一样的小破屋里，燃香的味道淡淡飘出。为了省一些蜡烛，屋里幽暗一片，但是仍可见两三个面色蜡黄、拖着长辫子的无赖，蜷曲在矮床上，一动也不动地抽着鸦片。极度的满足，使他们两眼无神的微张着——也许是刚刚抽过一口，就把烟筒递给旁边同伴的烟鬼，才会出现这种表情吧——因为抽鸦片的过程并不舒适，需要不时留神……约翰喜欢抽鸦片，因为那让他觉得通体舒畅：他会吸个大约二十口，接着翻身睡去，只有天知道那是什么感觉，因为光是看着这个汗涔涔的家伙，我们实在无法想象。也许在梦里，他已超越尘世，忘却洗衣重活，正在天堂里，大啖着肥美的老鼠、燕窝。[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