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实詹姆士这时以结尾呼应全诗起头部分：

我绝对实话实说，

说到龌龊伎俩，

或者弄巧反而成拙，

信奉异教的中国佬真是好手，——

这一点，我还会这样想。这首诗刊于1870年的《大地月刊》（Overland Monthly），由于其创意及内容，还引起了小小的骚动。一家纽约的书店在两个月内卖掉了一千二百本，好几家知名报纸均二度登出这首诗，另外还出现了两种附带插画的单行本，及两个配有音乐的版本，1871年时，甚至冒出一位“中国异教徒歌手”。[15]

哈特曾表示，创作此诗全属无心，但是由于许多美国人认为此诗有排华意味，他不得不挺身而出，为中国人辩护。如果这首诗含有意识形态的成分，那也是要指控白人矿工的贪婪，不知廉耻地图利其他种族的人，结果反而被倒打了一耙。尽管许多人误解了这首诗，哈特却乘机赚了一大笔钱，随后为了替误解提出反驳，他写了更多文章，赚了更多钱，同时还设立了某种道德上的标杆。

由于阿兴这个人物获得了相当的回响，哈特再接再厉，又创作了一首诗，《中国人的新怒火》（The Latest Chinese Outrage）。在诗里，一群粗鲁的白人矿工拒绝支付洗衣费，结果在阿兴领导下，一批中国人突袭了这些矿工，抢走他们的牲畜及其他财物，以抵偿洗衣费。更惊人的是，这些中国人还掳走了一名欺骗他们的矿工乔·约翰逊，并以自己的方法审判他：他们诱惑他吸鸦片，“一剃掉他的眉毛，将他悬在一根竹竿上”，让他穿上中国服装，脸上涂上油彩，再将他塞进一个竹笼子，外面放个标签写道“有个白人在此”，他们“任他悬在那儿，像只熟透的果子”。[16]

就在哈特诗作大噪的同年，马克·吐温也重新开始以中国移民为题材创作。但是这次他舍弃新闻报道的形式，改以书信小说的体裁，在当地一家报纸《星河》（Galaxy）连载发表。他将作品定名为“戈德史密斯海外文友再现”（Goldsmith’s Friend Abroad Again），深信报纸读者必定熟悉此标题之出处。

戈德史密斯书信的主旨在批评英国社会，次要目的才指出了李安济在英国所受的待遇。在戈德史密斯文中，李安济所受来自伦敦人的歧视其实很有限，即使有，主要也非出于恶意，而是因“对外国人的无知”造成。好比说，他将珍藏的手表借给一位友善的女士，结果发现这位女士根本是妓女，手表自然也要不回来了。李安济从未坐过牢，受过殴打，或遭到谩骂，不过正如文中所述，他对中国文化的诠释，却遭到十八世纪英国女主人及客人的断然否定。同样，吐温批评的对象，也是中文信撰写人海阿松所处的社会，只不过更强调海阿松个人心中的愤怒而已。

吐温舍弃戈德史密斯的李安济——这名字借用自赫勒斯·沃波尔——而采用海阿松这名字，似乎暗示着此人与阿兴的关联。不过在当时，特别是来自广东珠江三角洲的移民，名字中普遍都有个阿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