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99是鞑靼平静的一年

闵明我、徐日升、安多、张诚等教士

递上他们的请愿书

欧洲文人曾耳闻

中国人以仪式敬拜孔夫子

并以牲礼祭拜上天等

而且他们的典礼都合乎理性

如今乞求了解它们的真义

特别像是物质

上天的意义？统治者的意义？

孔夫子

会接受献祭的谷物、水果、丝布、香料吗？

他会进入祭祀的牌位里吗？

欧洲教会里的杂役还想着怎么达成共识呢。[13] 由于在墨索里尼时代庞德选择留在意大利，随后甚至在联军与法西斯激战期间挺身为墨索里尼政权辩护，二次大战后，庞德被迫住进了精神病院，名誉也彻底扫地。他晚期的诗篇有许多是在墨索里尼时期写成的，原本他认为欧洲应以中国为师，此时却有了不同看法，认为中国社会的儒家价值观，与意大利法西斯追求的社会制度、活力与和谐正好不谋而合。读者必须真正服膺庞德派，才能认同这些论调，接受其诗句上或意识形态上的说理。但是在早先的1910年代及1920年代，庞德却颇受敬重，并极具影响力：在献给庞德的诗作《荒原》中，艾略特称他为“较高明的巧匠”。而在庞德的新书《歌之书》（Book of Songs）译本前言中，一位著名中国学者，也欣然引用艾略特的话，认为庞德是“我们时代里，中国诗的发明者”。[14]

庞德笔下的中国，以孔子为基础，再往法西斯主义的方向靠拢。与他几乎同时期的尤金·奥尼尔（Eugene O’Neil）（庞德生于1885年，奥尼尔生于1888年）则以马可波罗作为进入中国的踏板，再朝严厉批判资本主义的方向前进。奥尼尔于1927年完成了《百万马可》（Marco Millions）剧本，该剧写于《安娜·克里斯蒂》（Anna Christie）和《榆树下的欲望》（Desire Under the Elms）之后，以及《悲悼》（Mourning Becomes Electra）和《卖冰的人来了》（The Iceman Cometh）之前。奥尼尔以波罗为主题的戏剧，一向不如其他作品受欢迎；在现代读者看来，由于其沉重的教条，这部戏剧简直就没有搬上舞台的价值。但是，对于中国蒙古王朝，这戏显然有许多原创性的看法，而且，还在当代美国社会的场景中，重现了早年的一些主题。

奥尼尔剧本的开端，似乎借用了波罗《游记》中的几句话。文中，鲁思梯谦叙述，马可、其父及其叔受忽必烈汗指示，陪同一位少女远嫁新近丧偶的阿鲁浑。根据波罗的描述，新娘是“一位名为阔阔真的少女，姿色迷人”，芳龄十七，为已故皇后之嫡生女。此外，这三位威尼斯人照顾阔阔真及其女伴，就像“对待自己女儿一般。这些年轻貌美的女士，也以父执之礼尊敬他们，服从他们”。其中，阔阔真对“这两位男士的依恋尤深”，以致“任何她愿为自己父亲做的事，她都甘心为他们做”。因此，当旅程结束，威尼斯人必须离开时，“她为着他们的离去，伤心流泪”。[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