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上世纪80年代中期的某次全国人代会上，曾有一位来自香港的人大代表，在临选举前起身吁请大会设立秘密写票点。他的这一吁请被大会所接受，但由于人民大会堂里原先并没有这类设施，只好临时在会场后面辟出一角，用布帘子隔了一下，算是满足了这位代表的要求。

圈写选票的私密性，对于公正、公平的选举来说，并不是一件小事情。事实上，在时下有些地方的选举中，主事者为了确保自己提名的人能顺利当选，竟在会场上安插眼线，以行监视，千方百计地化解投票的私密性。尤有甚者，有的为了更清楚地掌握代表们的投票倾向，干脆将选票设计为同意提名人选的不必在选票上圈划，这样一来，只要谁动了摆放在面前的选票，谁自然就是投反对票的。既然投票过程一目了然，尽在掌控，为防事后遭打击报复，代表们虽有不同意见，也只好作罢了。

纵观眼下选举的种种怪现状，我们可能没有多少资格对民国年间的宪政举措过多地去评头论足，相反，它在宪政的建设与准备方面，或许还有不少值得今天借鉴的地方，比如照片上的那个毫不苟且的“秘密写票点”。

我曾经向秦风先生请教过：蒋经国临终前怎么突然就下了那么大的决心，毅然开放了“党禁”、“报禁”；而另一方面，经历多年“戒严”管制的台湾老百姓对于选举这一套，似乎也并不怎么陌生，这是为什么？他说，蒋经国做出这样的决定，固然是迫于反对派的压力，但实现“宪政”也是国民党党纲里的题中既有之义，孙中山早年规划的通过“训政”最终达至“宪政”的目标，国民党囿于情势，虽然有过动摇，有过拖延，但始终没有完全放弃。即使在“戒严”时期，台湾的民众也没断了参加各种各样的选举，那时除了台湾“省长”是由“行政院”任命以外，县市以下的各级议会议员、行政首长均由民选产生。

后来他还专门为《老照片》提供了一组记录台湾民主进程的照片。其中一张（图六），是1982年一位县议员参选人在街头发表政见，争取选票。虽然大街上冷冷清清，只有几个人站在远处张望，但这位参选人的热情却未曾稍减，仍手持话筒，喋喋不休。另有一张照片（图七），是在1972年的一次公职人员选举中，几位国民党提名的竞选人联合举行政见发布会，会场上熙熙攘攘，不少小孩子也赶来凑热闹。

秦风先生说：“那时台湾民间不允许组党，党外参选人只能孤军作战，选举的结果大都是垄断了各种社会资源的国民党参选人当选，虽然如此，这些选举客观上仍然产生了正面的效果，民众有机会听到各种不同的政见，并慢慢习惯这种政治行为，从中得到训练，这对台湾民主政治的进步有着长远的意义，无疑也是台湾社会得以顺利转型的一个重要原因。”

从国民大会堂里专设的“秘密写票点”，到参选人的街头竞选和政见发布会，再到后来的全面解除“党禁”、“报禁”，其中的脉络，是显而易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