倪慧如和邹宁远这两位作者为了探寻国际纵队里的华人志愿者的踪迹，曾多次自费旅行到荷兰、法国、捷克、德国和欧洲的其他国家，他们也来到中国，走访这些人中的幸存者、遗孀和朋友。两位作者一共考察了十三位有名有姓的华人志愿者的生平故事，非常遗憾的是，还有几十位奔赴西班牙战场的华人志士，没有留下任何线索，甚至蛛丝马迹。不过，即使仅仅读这十三个人的故事，也足已让我们对这批国际主义战士生出无限的敬仰。这些中国志愿者来自世界各地，他们中有从中国出发的，也有从法国、荷兰出发的，还有从美国出发的，来到西班牙之后，被分配在不同的国际纵队，与来自五十多个国家的志愿者并肩战斗。一个名叫陈文饶的广东人，从纽约来到西班牙，加入林肯兵团。这个快乐的小伙子在战场上受过伤，他战死在西班牙的时候，年纪还不满二十五岁。四川人谢唯进——化名林济时——西班牙内战爆发时，身在瑞士，他当时已在英法德几国留学和工作了十七年。谢唯进把年幼的儿子托付给身边的朋友，从瑞士来到西班牙战场，进入了奥地利军团机关枪连，担任士官。战败后，谢唯进被关进法国的集中营，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才返回重庆，在八路军驻渝办事处从事秘密地下工作。其实，像有陈文饶和谢唯进这种经历的人，在西班牙的国际纵队中并不少，他们都是一些可歌可泣的人物。

在内战的西班牙，加入国际纵队的志愿者共有四万多名。他们来自五十三个国家，言语不通，肤色不同，但是为了支持西班牙人民的正义斗争，为反法西斯事业走到了一起，一起流血，一起牺牲。这些志愿者的国际主义精神将永远在历史中熠熠生光，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可令人惋惜的是，“二战”和冷战造成的阴影，竟使西班牙内战的重大意义始终未能突显出来，也对我们了解国际纵队的志愿者和法西斯的历史造成一定的影响。举一个例子，在美国，凡是进过国际纵队林肯军团的幸存者，后来都被视为共产党赤色分子。虽然“珍珠港事件”迫使美国向德意日法西斯宣战，但在“二战”期间，从林肯军团退役的老兵在美军服役时，始终受到排挤和监督，许多人在50年代麦卡锡主义盛行的时候还遭到政治迫害，影响终身。《当世界年轻的时候》一书中提到了一个小细节：60年代有一位西班牙青年，由于他卷入秘密地下组织，反抗佛朗哥统治，身份被暴露以后，一度逃往海外，来到美国。这个青年到了美国的第一件事，就是寻找当年参加西班牙内战的国际纵队的成员，几个星期后，他找到一位名叫约翰的前林肯纵队的志愿者。见面时，他发现约翰眼里充满了压抑和恐惧，这与他在西班牙从事地下秘密工作时经常看到的情形一模一样，不由得感到十分震惊。不仅如此，见面后约翰对他的反应相当冷漠，不断地追问为什么要来找他，后来经过了几个晚上的长谈，两人之间的误解才得以消除。

人类历史上战争频发，内战无数，但只有1936—1939年的西班牙内战才如此震惊了全世界，来自五大洲的进步青年、工人、医生、作家和知识分子纷纷奔赴前线，去援助在法西斯暴力摧毁之下的西班牙共和国。海明威、奥威尔、卡帕、诗人奥登以及白求恩都在其中，他们是一些我们熟悉的名字，但还有更多的名字我们并不熟悉。多数的志愿者平生第一次拿起枪，在苏联教官的指导下，与装备优良的国际法西斯联盟进行抵抗。可以说，发生在西班牙的那场战争既是一个国家的内战，也是一场全球人民的反法西斯战争，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它拉开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序幕。因为在当时，威胁西班牙共和国生存的力量不光是西班牙的佛朗哥叛军，而且还有扶植佛朗哥右翼势力的希特勒和墨索里尼，这些法西斯政权出动了近十万官兵，使用最先进的战争机器，在西班牙预演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惨烈。他们在这里首次使用了飞机轰炸坦克的战术，发明了对不设防城市的反人道的大规模轰炸——这种地毯式的摧毁性的空袭是人类战争史上的第一次。

毕加索在西班牙内战时期创作的大型画作《格尔尼卡》，就是对纳粹战争机器的一个强烈的抗议。格尔尼卡——这个西班牙的巴斯克小城——在纳粹德国的地毯式的空袭之下，遭到了彻底的摧毁。1937年，毕加索受到西班牙共和国政府的委托，为巴黎世界博览会的西班牙区创作一个巨幅壁画，《格尔尼卡》应运而生。令人感慨的是，在长达近四十年的佛朗哥独裁统治期间，毕加索的《格尔尼卡》一直流亡海外，直到1981年才返回西班牙，在马德里的索菲亚王后国家艺术中心博物馆安家。多年前，我来到这个博物馆的《格尔尼卡》展厅，在那里徘徊良久，看到了毕加索当年为准备这件作品时画的五十多幅素描小稿，又一次深切体会到西班牙内战给人们留下的伤痛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