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不知道他的年纪，怎么也猜不出他已经七十出头了，走起路来挺胸阔步，绝对不输年轻小伙子。科尔梅斯兴奋地带我们坐进他的红色小轿车，送我们去他订好的旅馆。车内我们试探地问科尔梅斯，何不明天同我们一起北上拜访白乐夫？哪知科尔梅斯一听立刻答应，并且提议开他这部“铁马”北上。

第二天早饭后，我们坐上科尔梅斯的红铁马向迪尔哈根上路。东柏林变化不大，不像西柏林满街都是西方商品招牌，但是美国香烟却一枝独秀抢先登陆东柏林，只见公路两旁巨幅的美国香烟广告高高耸立，车往北开了一阵，广告才不复可见。公路两旁无垠的金色麦浪随风起伏，几乎没有一块荒废的空地，偶尔还嗅得到牛粪味道。路上车辆不多，边开边谈，三个小时很快就过了，我们来到一个僻静的小村子。

几番问路后，开进一条泥道窄巷，车才停在白乐夫家门口，突然一阵急促的狗吠声，从内院窜出一头巨大的黑狗，在铁门边上下急跳，朝我们狂吠。正惊魂甫定时，内院深处一位白发老翁探头出来。

科尔梅斯兴奋地朝他招手：“乐夫，是我们。”

老翁缓缓地走向铁门，身后一位身材高大的妇人唤回大黑狗，将它关进大铁笼里。我们猜她就是白太太了。

握手介绍之后，我们随着白乐夫和白太太走进绿荫覆盖的小道。

身材高大的白乐夫，有一头蓬松的白发，一双朦胧的眼睛藏在眼镜后面，闪烁着难以捉摸的眼神，他沉思时前额刻下三四道深深的横皱纹，严肃而忧郁，但是当他笑时，嘴角牵动像个孩子，那么纯洁而明朗，连头上的白发也显得那么欢愉。

白乐夫领我们去他的书房。扭开台灯，沙发后墙壁上一大幅浅蓝色的蒙古地毯，左右两边是书架，上面摆放了许多中国的陶瓷和字画。

白乐夫点上烟斗，哔吧地抽起来，顺手从茶几上拿起助听器戴上，缓缓地说：“你们来是想知道毕道文的事吧。”

“是的。”我们俩几乎同时搭腔。宁远接着说，“不过我们也想知道您在中国八年的情形。”

白乐夫从沙发上吃力地站起来，从不远的书桌上取出一叠东西交给我们，“这是毕道文给我的最后一封信。可惜信丢了，只留下这个信封，另外这是毕道文的照片。”他说。

终于见到毕道文的庐山真面目！照片上毕医生身着白袍，右手按压在一个中国小女孩的肚子上，满脸沉思。这张照片虽小（5×4厘米），可是毕医生侧面容貌却清晰可见。他浓眉扁鼻，有中国南方人的轮廓，留着小平头，年纪大约四十岁左右。

“这是哪一年的照片？”我问道。

“大概是1945年到1946年间照的。当时我在山东烟台工作，烟台是解放区，那时候流行一种可怕的传染病叫黑热病（kala-azar），病人腹部肿胀，如果不及时治疗，是会致命的。”白乐夫说，那时有一些中国医生跟他一起治疗黑热病，毕道文就是其中一位。“他工作非常认真，我们成为很好的朋友。”白乐夫兴致勃勃地说，“他告诉我他在西班牙参加过国际纵队，但我在西班牙时并不认识他，我是到了烟台才认识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