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12月白乐夫被派到江西的修水。日军刚从修水转去武宁，白乐夫在给红十字会的报告中写道：“日军占领修水的十一天里，烧光城内所有的房子，杀光所有的老百姓，连瞎子、聋子和病人也不放过，而且每一位被他们抓到的妇女都受到羞辱。”

伤患不停地涌入修水，每天数以百计，白乐夫和红十字会的罗医生忙得不停。但是药品、绷带和毯子样样短缺，奎宁丸也不够，手术器材又遭炸损，白乐夫写了一份紧急报告，向香港中国红十字会的外国辅助队求援，“在这里，钱和医疗器材一切严重缺乏，尤其是手术器材。我恳请你帮助我们，搜集各种手术仪器，不管是新的还是旧的……我们必须尽一切努力来帮助受难的中国，使她能够继续活下去。”

1941年初，白乐夫来到河南省南部的一个古城南阳，日本骑兵队前几天才从那儿撤退。有些市民已经回到城里，他们成群聚在街角，默然呆望着还冒着焦烟的灰烬，无法相信几天前那曾是他们的家园。白乐夫悻悻地说：“在中国这种景象我看多了，可是每回看到，总忍不住气愤难受。”

白太太探头进来朝我们笑着说：“请用午餐！”今天我们不再像昨天那么尴尬，顺其自然地接受主人的招待。在德国，午餐是正餐，吃热食，晚餐才吃点冷盘切肉。餐桌上，白太太摆满了一桌的菜，一大盘肉排、德国沙拉、黄瓜沙拉、面包，当然还有酒。

白乐夫依然吃得很少，他看起来心事重重。不久，他问起“天安门事件”，“告诉我，‘天安门事件’到底是怎么回事？”

望着白乐夫满脸的凝重，我想，在他们面前谈这件事，是多么的不忍，然而又不能不说实话。白乐夫静静地听着，不出半点声音。我讲着讲着，手脚竟发凉起来，我极力控制着颤抖的嘴唇，像一头孤雁飞向落日的悲鸣。白太太一旁劝说：“不要只顾着讲话，吃饭吧！”我感到一种深沉的悲哀。历史的发展似乎对人性最崇高的无私奉献，开了一次致命的玩笑。

“我还是深爱中国。”白乐夫最后平静地说。

科尔梅斯取出一个小盒子，倒出十几粒形形色色的药片，抓起酒杯笑着说，这是防止癌症复发的药。我劝说他不宜以酒服药。科尔梅斯笑着说没问题，随即一把抓起药片放入口中，灌酒仰头一饮而尽。

科尔梅斯提议我们去海滩散步，让白乐夫午睡休息。在海滩上我想到明天一大早就要离开白乐夫，下一次再见面不知何时，因此向科尔梅斯提议，何不晚上邀请白乐夫和白太太一起到餐馆吃饭。科尔梅斯犹豫地说：“可能性不大。白乐夫最近一两年就没有出过门。”经不住我的执意要求，科尔梅斯幽默地笑着说：“好，让我试试看。”

再回到白乐夫家时，书房里的灯已经亮了，白乐夫正在看书。科尔梅斯趁机到厨房找白太太商量晚上到餐馆的事，我们就坐在院子里欣赏院景。

不一会儿，白乐夫握着烟斗走出来，领着我们参观他的院子，然后回到他的书房，开始继续他早上未完的话题。

“我们抗战最后一站是在云南，这是我在中国最满意的一年。”白乐夫说，“我们从昆明往西行，来到楚雄。那里有一座大庙，我们就在庙里搭设医院，照顾从云南边境送来的伤兵。”当时战场在缅甸，日本人想从缅甸进攻中国，切断中国的补给线。他的伤患就从缅甸战区送过来，大概有五百个病人，其中有的是在战场受伤，也有不少是因为营养不良泻痢脱水的病患。

“当时中国人很穷，军队也很穷，但是腐化的问题更严重。”白乐夫解释道：“政府发放米粮给士兵，经过官僚层层剥削，到了士兵手里，能拿到的米粮就少得可怜。军人营养不良，卫生又差，所以常常下痢，未战先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