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岛战争前夕，社会民主党派的崛起以及撒切尔糟糕的民意支持率，让唐宁街10号和保守党中央办公室的神经都高度紧绷。党内极端主义倾向开始显现。1982年，体育协会主席迪基·季普思结束了五年任期。帕金森四下环顾，表示要为这位前英格兰橄榄球队员寻找一名继任者。

可爱的帕金森注意到，滑雪是我除报纸之外的第二大爱好。使出如此一招，我一来不会怀疑这是骗局，二来也能欣然接受。可惜的是，我对和季普思纠缠争球没有兴趣。后者不久便成功连任。我才53岁，从来就没有想过早早地从新闻业退休。

默多克没有就此罢手，他一直在寻找支开我的正当理由。在《泰晤士报》内部，默多克找到了他的秘密武器。报纸易主不久，一些改变多少会引发不安。他利用这一点，否决了议会赋予我的编辑自由，打破了他对议会的承诺，并且离间了我与我的副手查尔斯·道格拉斯-休姆。

自打我担任主编开始，默多克就希望《泰晤士报》能成为撒切尔在英国的骁勇战士，充当在美国的里根的坚强后盾。尽管在通向泰伯恩刑场的路上发生了些许奇怪的事件。可最终，事情却逐步演变成与崛起的社会民主党的冲突。

关于货币主义的优点，默多克与我就曾在我住所的门阶上爆发过一次争吵。保守党内的一排排诽谤浪潮，给我扣上了“挥霍者”和“社会民主党人”的帽子。默多克的总经理杰拉尔德·隆执意要我说明，为什么在政府宣布经济衰退结束后，还允许《泰晤士报》的报道大唱反调。1982年新年之际，默多克暗地勾结政客和知名记者，强化他展开人身攻击的阵营。他大费周折，宣称我俨然一副社会民主党人的模样，并游说保守党后座议员[3]媒体委员会。

当然，并不是所有人都买他的账。该委员会主席杰弗里·约翰逊-史密斯稍后就表示：“我们知道你不是他们所说的那样。”然而，没有人知道，是什么让默多克控诉我挥霍无度的。这里留下了一个伏笔，仿佛在告诉世人，其中有什么不可告人的丑闻。眼下这个阶段，他和我玩起了政治游戏，一切就从他编制的免责声明开始。他极力掩饰，并暗示手下通过政治活动对我展开批评，例如“缺乏坚定的信念”和“没有良心”。

我对这种代号并不陌生。默多克收购报社不久，我还在《星期日泰晤士报》工作。在报纸上，我撰写了一篇标题醒目的社论——《撒切尔夫人，你大错特错了》，总结了我过去几年关于经济领袖的报道。其中的立场早已不是什么新鲜事。文章以撒切尔公布的经济报表为蓝本，对其逐一进行了分析和评论，引起了巨大的反响。起初收到的百余信件，多是持批评态度的，但是随后而来的，几乎都是赞同之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