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晤士报》有史为鉴。托马斯·巴恩斯被认为是《泰晤士报》最伟大的主编之一。他打破了拥护执政党的传统，坚信自己是对公众，而非对政党或统治者负责的。报纸应当作为一个独立机构运作的理念，正是从巴恩斯那里传承下来的。“二战”期间，《泰晤士报》经历了一段灾难——对纳粹德国的姑息纵容，这与时任主编的杰弗里·道森脱不了干系。他个人对首相斯坦利·鲍德温的忠心耿耿多少产生了影响。《泰晤士报》视自己为政府和政党的附属之时，亦是其沦为平庸之日。

1981年至1982年，关于独立性的措辞，引起了撒切尔和保守党政府的敌意。这是我万万没有想到的。政策的阐述面面俱到，一丝不漏。其中一些担心经济受到了冲击，很多则得到了赞同。财务大臣就向《泰晤士报》表示，在与公职人员的薪酬之战中，我们的支持非常重要。反对派工党的苦难经历得到了忠实记录。我也能保证，关于社会民主党崛起的报道和评论是全面且公正的。就此，撒切尔的保守党批评者有了施展拳脚的平台。

我和撒切尔的个人关系还算过得去。直到《泰晤士报》刊登了一则丹尼斯·撒切尔介入建筑申请计划的报道。作为报纸主编，我不认为频繁拜会首相和反对党领袖是必要的。然而，有十年的时间，我多次在不同的场合与撒切尔会面。个人而言，我很钦佩她的执著。不管是在公开场合还是私人生活中，她都保持了相同的姿态。然而，她对异议的领会能力让人不敢恭维。撒切尔可以谅解全盘的反对，却很难适应友善的批评。别人都期待得到帮助，她却欢迎对手的发难。于她而言，没有永远的反调，只有信心的缺乏。我反对工会的禁令，特别是新闻业只雇用工会会员的制度，让撒切尔难以理解：为什么我不能在其他事情上和她保持一致？这一定是谬误。埃文斯不是那么“值得信赖”。

如果说撒切尔不是履行编辑独立性的理想人选，她也不会是第一位乐于看到新闻业健康发展的首相。哈罗德·威尔逊曾发起过反对诺拉·贝尔奥夫的活动。后者是《观察家报》的政治记者，她的老板兼主编大卫·阿斯特对威尔逊很是反感。当时，正值反垄断委员受理罗伊·汤姆森求购《泰晤士报》一案，威尔逊在首相别墅与汤姆森共进了晚餐。晚餐后，他还建议汤姆森炒掉自己的政治记者大卫·伍德。这个建议后来被打入冷宫。

1967年和1982年《泰晤士报》的区别就在于其所有者——罗伊·汤姆森和鲁珀特·默多克。二人表面上有着惊人的相似：外来的小子在英国报界游刃有余，辛勤耕耘又极富魅力，热爱金钱又相当保守，在多样化经营方面也都大获成功。

不过，两人的不同之处也是显而易见的。汤姆森天生就是一个诚实的人，这是他最令人印象深刻的品质。然而，他为此也弄得自己伤痕累累。汤姆森似乎很享受泄露秘密。他始终维护编辑的独立性，秉信报纸的职责是为社会大众服务。他不善伪装。他向商界同仁提出建议，但从不指手画脚，或者寻求他人的奉承。他可能有些刻薄，但绝不向恐惧低头。

1963年，就在首相顾问委员会考虑给汤姆森授勋时，《星期日泰晤士报》却在同一时间对首相哈罗德·麦克米兰的政策大加批评。政客和商人抱怨他对此视而不见，任由他的主编丹尼斯·汉密尔顿胡闹。对此他缄默不语。汤姆森的自传里这样写道：“我宁愿保持沉默。”在一群议员面前攻击自己编辑的事情，他断然不会加以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