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不善表现自己的小伙子，”汤姆森这样评价汉密尔顿，“但我认为他是这份工作的最佳人选。”

汉密尔顿最先给报纸带去的，是天才的团队和战士般的个人忠诚。给不幸的人施以安慰，与得到独家新闻一样让他高兴。

真正做实事的人，往往羞于自我炫耀。只是，汉密尔顿在这一点上也有些过了。他经常缺席内部活动，摆出一副寡言、内省的姿态。年轻人生气勃勃地前来面试，却往往被他的沉默不语弄得窘迫不安。他们支支吾吾地说了一通后，料定眼前是一台不通人情的纠错机器。

这并不是汉密尔顿故意装出来的，而是他天性使然。他的家人、朋友早已领教过了。即使在电话交谈中，他的停顿也能持续好几分钟。他事事担心，经常踱着步子来回走动，用鼻子费劲地呼吸着空气，在决策的边缘犹豫不决。

不过，这样的沉默也是一位梦想家的标志。他梦想着提高公众的品位，让报纸变成一块香饽饽。身为大英博物馆理事和泰晤士报业公司总编辑，他成功地把伟大的图坦卡蒙展和中国展带到了英国。

1976年，汉密尔顿经过了一番挣扎，接受了爵位。他极力反对新闻人接受政治奖励，担心这会危害到他们的独立性。到最后，他欣然接受了为艺术服务的荣誉。

正是汉密尔顿把我带到了伦敦，让我成为他的首席助理。37岁的时候，我成为了执行主编。之前，我在《北方回声报》做了近五年的编辑。和汉密尔顿一样，我在16岁投身报业，成为兰开夏郡一份周报的记者。结束了在英国皇家空军（RAF）的服役后，我前往杜伦大学求学，毕业后进入《曼彻斯特晚报》，成为了一名社论作者和助理编辑。后来，我获得了哈克尼斯奖学金，又到美国的芝加哥大学和斯坦福大学学习了两年外交政策。其间，我也在美国报纸工作，并为《卫报》做现场报告。

引起汉密尔顿注意的，是我任《北方回声报》编辑时参与的一项旷日持久的官方调查活动。这次调查活动针对的是被处以绞刑的蒂莫西·埃文斯，他被误认为连环杀人案的真凶约翰·克里斯蒂。一时间，全国上下陷入了是否要废除死刑的讨论。

我曾在伦敦面见了签署死刑执行令的内政大臣丘特尔·埃德。他这样对我说：“我的判断基于当时最好的建议。可惜却吊死了一个好人。”我们的活动成为了全国性新闻，并得到了议会的大力支持。我很荣幸能为汉密尔顿的《星期日泰晤士报》写下结语：“皇家赦免蒂莫西·埃文斯，死刑就此灰飞烟灭。”

一年之后，我被任命为主编。另一位重要候选人、海外新闻主编弗兰克·贾尔斯则成了我的副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