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重间谍

我和查尔芬特在加里克俱乐部小喝了一杯。他非常爽快。我原以为，汉密尔顿的初衷是让外交部前来释疑。“这恐怕不行，”查尔芬特说，“但是我们不会充当绊脚石的角色。”虽有汉密尔顿为我所做的证言，查尔芬特也足够爽快，格林希尔却依旧认为，我们会受到全线反对。

那年，格林希尔54岁，镇定又不失活力。对襟细纹布衣下的肌肉，让他活像一名美式橄榄球运动员，似乎时刻准备着阻挡跑位。他早年在彼索普斯托福，而非伊顿或哈罗[1]接受教育，之后进入了牛津大学。他并非一个正统的外交部官员。1946年，战时皇家工兵部队的格林希尔上校进入了驻外事务处，开始驻华盛顿并着手运作使馆的中东事务部门。此时，菲尔比和伯吉斯恰好也在那里。

伯吉斯在出逃前，已经成功混入了这个部门。在格林希尔看来[2]，他是一个打着伊顿式领结，整天游手好闲、步履蹒跚的男人。他总把烟灰撒在别人的文件上，还不时地偷喝同事的威士忌，并喜欢讲一些娱乐段子来诋毁名人：“我还从没听说过在相同的阶级里，有假借名人显贵自抬身价的人。”

事实上，伯吉斯是在为菲尔比的行动吸引“火力”。

“你会让他成为一名英雄的。” 格林希尔责难道。

“当然不会了。我们的目的是公开他所造成的破坏。”

“这正是让我们不安的地方。如果你们一意孤行，非要抖出菲尔比的故事，势必会造成更大的破坏。那个叫培智的家伙是谁？他究竟在玩儿什么把戏？”

这是我和格林希尔的第一次秘密会晤。之后的几次见面，地点多选在他的俱乐部。我们在他位于西伦敦的朴素住所和罗素广场酒店也有过碰头。还有一次，秘密会晤堂而皇之地放在了外交部进行。其中讨论的内容大同小异：我们为何要坚持这个破坏性调查？幕后黑手究竟是谁？我顶住压力又不失礼节，本以为能获得一些信息，结果却是竹篮打水一场空。但凡问到有关菲尔比的问题，他立刻会面露难色。

关于菲尔比在英情报部门的角色问题，我们取得了小小的进展。1947年，他奔赴伊斯坦布尔，出任大使馆的“临时”一等秘书。这无疑是在为他的外派特工身份打掩护。他负责调查与苏联接壤的边境地区。一条来自贝鲁特的消息称，菲尔比在最后几年里，喜欢拿着一幅巨大的土苏边境亚拉腊山[3]的照片展示。此举引人注意的是，照片上的景色只能从苏联那边拍到。我们得出的结论是，军情六处允许菲尔比在土耳其充当双重间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