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封信来自金·菲尔比本人！他向我提供了自己的回忆。他在一封电报中，让我们派些重量级的人去商谈。我本人强烈反对出版菲尔比扬言要出版的书中的任何文章，不过看看倒也无妨。

默里·塞拉就是派出的人。他是一个看似好饮酒作乐、实则强硬的澳大利亚记者。之后，他报道了越南战争、攀登珠穆朗玛峰和横渡大西洋等新闻事件，并拥有一份准许观看俄国空间发射的签证。

我请求他去莫斯科拜访一下菲尔比。但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菲尔比没有留下任何地址，就算是小菲尔比也不知道。塞拉一到莫斯科就给克格勃去了电话。得到的答复却是，没有菲尔比这个人。他记得菲尔比是一个狂热的板球迷。有时，菲尔比不得不出门取回放在邮局海外邮箱的《泰晤士报》。

“菲尔比先生？”塞拉对一个手拿《泰晤士报》的男子说。

“你住……住在哪……哪……哪里？”熟悉的口吃声回答道。

“列宁格勒酒店[1]。”

“我会打……打电话给你。”

一回房间，塞拉就接到了电话，却只传来一个奇怪的哽住的声音，就像有人试图要说些什么。随后，对方便挂掉了电话。五分钟后，相同的事情再次发生。同样的声音，咔哒一声，然后就是一片死寂。

第三次，塞拉问道：“菲尔比先生吗？”

“请说。”菲尔比异常清晰地回答。

他们安排在位于高尔基大道的明斯克酒店436号房见面。走廊两边站有几个身着蓝色西装、佩戴枪支的男人。“我对任何可能发生的暴力行为，都做了预先的防备，”菲尔比说，“你逃不出10米的。”

房间里空荡荡的，只有两张椅子和一张桌子，上面放着一个公文包，里面装有一瓶伏特加、两只杯子和一把手枪。塞拉问菲尔比：“你对被指控为叛徒做何反应？”他回答道：

没有归处，何谈背叛？我的一生都在按照自己唯一的生命轨迹行走。对我来说，反法西斯战争和反帝国主义战争并无二致……我是克格勃的现役成员。毫无疑问，我们是迄今最好的情报机构。我们继承了菲利克斯·德日辛斯基（创建了契卡这一前苏联秘密警察组织，克格勃的先驱者）遗留下来的高瞻远瞩、耐心忍耐的优良传统。举个例子，当我一开始为苏联工作时，有整整两年的时间，我与自己的接头人每周才安排一次见面，直到确保一切都安全妥当后。我们一直在耐心地等待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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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塞拉这里说的应该是莫斯科希尔顿列宁格勒酒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