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供这股动力的，是三位“25万”先生：记者托里·莱恩斯、罗杰和萨拉·布罗德。后两位还是奈特利的邻居。他们组建了一个股东委员会，终极目标是挑战以亚历山大·麦克唐纳爵士为首的英国酿酒公司董事会的基本立场。董事会相信，给出去的不是董事会而是股东的钱。麦克唐纳的观点站在法律的角度上，即公司不亏欠受害父母任何东西，因为受害父母的律师输掉了案子。他的这一言论并没有受到千夫所指。

在朗特里·特拉斯特的帮助下，《星期日泰晤士报》从英国酿酒公司买来了32卷股东花名册。我们刊登了数百名大股东的名字，让报纸看起来活像一本电话簿。这也是读者们热切希望看到的。得益于新闻这个行当，我的电话从头天一早到次日凌晨都在响个不停，最后成功地为奈特利招募了6名调查员，协助委员会的工作。

持有股份的地方当局、工会和教堂的电话，快被当地以及其他全国性报纸打爆了。他们大多表示，响应召开一次股东特别大会的呼吁。拿到10%的股东签名要费些时间，他们持有3 600万的股份，这个数字同詹姆斯·埃文斯的分析奇妙地吻合了。

《卫报》致电法通保险公司。作为英国第二大人寿保险公司，他们拥有350万股英国酿酒公司的股份。针对《卫报》的发问，心思缜密的公关部主任帕特里克·泰利奥尔把问题踢给了董事长罗恩·皮特。他总结认为，有影响力的企业应同时肩负法律和道德的责任。他还补充说，英国酿酒公司不但激起了消费者的抵制，还危害到了自身的商业利益。皮特的道德非难，一下子让他成为公众的焦点（他差点因此被盛怒的哈考特勋爵解雇），成了头条新闻。

之后，另外一些大股东、保险公司和商业银行也加入其中，包括持有35万股的大伦敦议会，许多其他的城市和城镇。

1973年1月3日，英国酿酒公司做出了让步，表示愿意给所有的受害家庭支付总计2 000万英镑的赔偿，比原先的金额多出了近10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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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英国皇室内有较高地位的成员授予向他们提供商品及服务的公司和商人的称号。这种经认证的皇家御用供应商身份可增强商业信誉。

[2] 被认为是美国现代消费者运动之父。他一直坚持不懈地提高美国消费者的自我保护意识，呼吁政府规范工业生产，提高产品安全。

[3] 伦敦著名的圣保罗大教堂东侧，有一块被称为“一平方英里”(Square Mile)的地方。这里聚集着数以百计的银行及其他金融机构，被看作华尔街在伦敦的翻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