赔偿金一役数月后，我在布鲁斯·培智的办公室，被一个分子结构吸引住了眼球。此前，培智一直在研究反应停的有机化学，希望能更好地理解灾难产生的机理。他画了一个平面草图，向我介绍了造成这起人间悲剧的原委。科学顾问罗伯特·琼斯更是深入药理学领域。我们也开始搜寻当时的科学文献。培智和波特去了图书馆。毫无疑问，生殖性研究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已经完成（英国的反应停是从1958年起开始制造的）。

波特造访了霍夫曼-罗氏在新泽西的实验室，并看到了相关记录。自1944年起，生殖性研究就已经成为例行程序。这家公司是利安眠、安定和硝基安定[1]的生产商。在美国加州的罗利，波特还见到了突破性抗疟疾药物——乙胺嘧啶[2]——的发明者罗伯特·希金斯。他告诉波特，自1950年起，他们就完成了相关的生殖性研究。此外，乙胺嘧啶的工作也是在英国完成的。

我们的名单在不断地增加：霍夫曼-罗氏、莱德勒、伯勒斯·惠康伦敦公司、辉瑞、史密斯、克莱因&弗兰奇和（英国）帝国化学工业公司。1955年，爱德华·佩吉特博士，曾在帝国化学工业公司为一种治疗贫血的药物做过生殖性研究。如果对反应停做过如上所述的生殖性研究，它们或许不能准确地指出产生畸形的类型，但是至少可以指出胎儿有受到危害的可能性。这在当时并不是什么秘密。与反应停存在直接竞争的镇静剂，都在受孕动物身上做了效果测试，结果早已公布。

为什么新闻报纸、卫生大臣还有受害父母的律师，就没能发现受害儿童案件中的优势呢？因为英国酿酒公司告诉他们应该相信什么。

20世纪50年代的英国报纸就像少不更事的孩子，很容易受到蒙蔽。《泰晤士报》、《卫报》的重要报道和卫生大臣寄给受害父母的信件内容，有着惊人的相似性。《卫报》的阿尔弗雷德·拜恩博士也坦诚地说，是英国酿酒公司给他提供的信息；我们发现《泰晤士报》的产业通讯记者邓肯·伯恩也嚼了他家的剩饭。

为了弄清卫生大臣形成观点的方式，波特拜访了一位已退休的政府高级卫生官员E.科尼比尔博士。他的真诚令人动容。科尼比尔告诉波特，他在听完一名英国酿酒公司医学顾问的简报后，随即转述给了伊诺克·鲍威尔。

直至菲利普医生去世，我们才开始弄清律师的失职程度。伊莱恩·波特前去看望了他的遗孀，这位老妇人慷慨地让波特查阅了菲利普的文件。波特发现，文件记录了他与律师数年来的交流，该案件的证据搜集和法律援助少之又少。这让本案唯一的专家顾问菲利普感到无比绝望。例如，没有人求助于直接的实验室实验，检查反应停在英国的专利说明书。《星期日泰晤士报》做了，结果实验室的报告表明，格兰泰公司给出的四种检查方法中，只有一种是有效的，这足以证明他们的马虎大意。

好戏还在后头，波特无意中发现了一份御用大律师戴斯蒙德·艾克纳起草的最后选项的复印件。他曾建议受害儿童的父母勉强接受全额损失40%的赔偿金额。艾克纳写道，“没有证据”表明，1958年这些“谨慎小心”的制药厂商曾在受孕动物身上做了药检。他拿到的是错误的信息。另一方面，他的观点表明，前帝国化学工业公司爱德华·佩吉特博士曾拒绝提供证据。不过，即便他愿意提供也不会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