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位没有太多主观意见的初来乍到者，我依然能强烈地感受到中国的旧伤新窘。国外坚定的不平等条约支持者们相信外国人可以很好地治理上海，就像中国国民党的顽固分子30 年后仍旧高呼台湾的“中华民国”是中国唯一的合法政府一样。两者至少在为他们服务的制度方面都有明确的利益。上海的想法与之后的“中华民国”的想法有一些相同的地方。例如，在台湾国民党专政以及军管政府相当于早期帝国主义的治外法权——对于有些人来说，废弃这些既得利益的支柱则意味着从天堂跌入地狱。1932 年在上海的巴里 · 戈德华特舰队一直准备“用炮舰围攻”，就像我们之前看到的日本在吴淞的行动一样。

魏尔特两次邀请我们一起聚餐，他还是一如既往地友善。他并没有强调早期海关记录正在从各个港口送到上海海关组建海关图书馆的事。就我们的关系来说，幸运的是我不会与他竞争。我的论文主题将按照时间回溯的方式进行，这使得我不会关心1858 年之后的细节，因此不会侵入魏尔特的研究领域。

在上海我还遇到了我在贝利奥尔学院的朋友郑肯。他现在和自己的兄弟姐妹住在像城堡一样极其奢华的石筑豪宅中。住所有一个游泳池、几个网球场、一辆戴姆勒牌轿车、两辆艾索塔- 法西尼牌轿车，还有一些其他牌子的小轿车。他的祖父和叔祖来自澳门附近的一个地方，也就是孙中山出生的地方。他们早先去了海外当劳工，其中一些人客死他乡，而有的则在加利福尼亚、菲律宾或是秘鲁发财后回国了。到郑肯的父亲这一代开始在上海投资。郑肯的兄长们曾在剑桥大学读书，如今成了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的高管。这家公司成为杜克（Duke）家族经营的英美烟草公司的主要竞争对手。作为新近的暴发实业家，他们之前进入了房地产行业，如今拥有了两家电影院。郑肯不再是那个曾在湿寒的牛津大学里孤独而腼腆的学生了，而是成为享用着他们的财富的熙熙攘攘的人群中的一员。

我再一次去上海是在1934 年11 月，郑肯开着他的艾索塔- 法西尼带我们来到了市政中心，在吴淞以东6 英里处。大上海的市政厅宏伟壮观，有着中国人“改建的神殿式的行政大楼和会议室”作为吸引新的城市发展的诱饵。正如我提到的，“其意图在于，不仅土地的主要所有者市政府，而且预先买进那里的土地的银行家们，都会借助土地升值而大捞一把”。然而靠土地发财的想法并没有实现。

通过一个在全国经济委员会工作的朋友，我们参观了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的工厂。我们看到了3000 名女工，39 个卫生间，现代化机械，每天工作10 小时，而空气质量却很糟糕，但并无大害。与此对比的是基督教青年会成员带我们去的缫丝厂。在缫丝厂的童工，年龄一般是9 岁到12 岁，每天站着工作14 个小时，中间有半个小时的午餐时间。他们不停地在混杂着水蒸气的茧盆里抽茧丝，以至于手上的皮肤脱落，这样辛苦的劳作换来的工钱是每天1 角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