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然，我的资历尚浅，是位只发表过一些文章的讲师，对这类工作毫无经验可言，但在中国问题与日本问题的研究方面，我代表的观点是使用中国和日本的原始资料。我啃的第一块“骨头”是一条海军情报，其中涉及日本的造船业，铝、铁以及飞机的生产。情报是前段时间从海军情报局获取的，多诺万上校要求我对其进行鉴定评估。经过一个下午的分析，我发现这是由乔装为渔民或朝圣者的间谍收集到的一份复杂的观测报告，其中包括没有出处来源的统计资料以及各种新建的机场和工厂的列表。（随后得知这份报告来自英国。）而这份复杂的报告意在表明日本工程师“开始为建造一条由下关通往朝鲜釜山的海底隧道而进行勘察测量，这条隧道横跨对马海峡，全长仅122 英里”。

在我看来，这份报告并不能算作情报，因为只要仔细研读日本的一些新闻就能了解得更多。随后巴克斯特和我将这份报告提交给多诺万上校。而他给我的印象则是，“性情温和而异常地优柔寡断，并不了解自己想要做什么”。后半句完全正确，他做事总是出人意料地不知所图，这正是他努力营造出来的。但是事实证明他并非优柔寡断。

很快我开始同时进行两三项工作，其中包括协助在国会图书馆建立远东研究部，这需要收集大量的参考资料，同时也需要招收人员来处理这些工作；帮助新成立的多诺万团队向政府机构证明专业学术知识的价值，接触华盛顿所有的中国问题专家。一时每个机构都开始需要中国问题专家来协助工作，而我在中国北京等地4 年间结识的人也都很快聚集到这座城市，就像菜肴佐料那样，并且每周都有越来越多的人前来此地。

我们找到一处住所，和我的同学比尔·扬曼及他的妻子在一起住了几个星期。在他们结婚之前，比尔的妻子埃尔西·珀金斯曾在北京寄住过我们家一段时间，他们两人就是在我们家相识的。而比尔在罗斯福新政期间曾担任联邦能源委员会（Federal Power Commission）的首席法律顾问，如今他与汤姆·柯克伦（Tom Corcoran）合伙经营一家法律事务所。随后他们与宋子文建立的中国国防物资供应公司（China Defense Supplies，Inc）建立了密切的合作关系。埃尔西的祖先就曾涉及早先的中国贸易，而她的丈夫也正在开展一项新的对华贸易，并一直持续到战争结束之后。最终宋子文指定比尔作为其遗嘱的执行者。

几天后，威尔玛找到了一所干净的寓所，包括一个大客厅、两间卧室、一个厨房和一个小花园。房子位于交通便利的乔治城西北区的34 号大街1306 号。于是我们立刻租下了房屋，计划在9 月1 日入住。

8 月14 日，我去拜访了劳克林·柯里（Lauchlin Currie）。此前在居于麦迪逊的拉福莱特的夫人伊莎贝尔的引荐下，我曾于1928 年在哈佛大学见过柯里及其夫人桃乐茜·培根·柯里（Dorothy Bacon Currie），当时他是一名经济系讲师，还在攻读博士学位。如今他离开了联邦储备委员会，成为富兰克林·罗斯福的6 位行政助理之一。1941 年初他受总统委派会见蒋介石，并负责对华租借事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