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战争似乎证明我们为它所作的与军事相关的准备工作是正确的。但是这并没有减少我的感觉，即我是从哈佛大学转入华盛顿政府的，从个人研究转变为集体努力，我实际正在从一项充满希望的事业转向一些琐碎而无意义的工作当中。学术的生活给予了我日复一日的成就感。例如，为某一目的读书，仿佛为大夏添砖加瓦一样地讲课，与学生交谈以帮助其成长等。与此相反，在华盛顿的官僚生活会将一个人淹没在无数的电话交流、委员会会议、阅读某人厚厚的报告、在会餐以及社交活动当中与同事会晤。此外，在这种永无休止的交流中都要使用充满竞争且低劣的政治手段。一项政策提案几乎不会靠其价值得以通过，必须要靠玩弄手段才能通过，然而，有时候赌注越大，一个人所获得的成就却未必越多。

尽管我对官场生活并不抱太多幻想，然而我认为，作为情报协调局和柯里博士之间的协调员，我想自己还算是成功。我觉得我的工作就是了解政府机构中从事与中国有关的工作的人员，同时我也协助散布重要信息。情报协调局有过硬的制图部门和能力超群的制图员。我们出版了包括公路、铁路、河流和山脉等在内立即发挥价值的地形图。另外我们还出版了周刊《中国战况》（The War in China），而我进行美国对华援助的研究。最终我将柯里的大办公室用作会议场所，不定期地召集来自各大机构的中国问题专家召开临时会议，以便大家针对正在做的事情进行交流和启发。

情报协调局研究分析处奉命编写陆海军手册中有关经济社会与政治部分的内容。这是一本包括数据、地图和概述的手册，战地军官应该人手一本，G-2 与海军情报局为此做了大量的工作。这样这个新的机构赢得了名声。与此同时，我从这些专家组中选取数据信息提供给柯里，作为富兰克林·罗斯福的备忘录。我一度成为他的印度运输系统方面的专家，为此我常常需要与对英关系处的丹·桑纳（Dan Thorner）电话沟通。当柯里询问我印度的卡车数量，我在5 分钟之后给出了答案，他惊讶无比。

我的这些迎来送往的行为相当于介绍人们彼此认识。我并没有明确的政策信念，因为我对当代中国并没有直接的了解。1942 年7 月21 日至8 月7 日罗斯福总统再次派劳克林·柯里前往重庆，此次回来后他就主张全力支持蒋介石，毫无条件，因为他认为蒋介石是值得信赖的，“按照我们的意愿，采取强有力的战争政策及创建一个现代民主的强大国家”。显然，柯里对中国也没有直接的了解。

与此同时，1942 年6 月研究分析处的远东部门已经有20 名工作人员和7 名兼职顾问，其中8 人从事对华工作。他们平均有7 年在华工作的经验。远东部门已经完成了75 份报告或研究，但几乎不涉及政策方面的内容。因为我们编辑的内容与柯里这样执行层官员的政策理念存在巨大的分歧。

自1942 年1 月日本侵占新加坡之后，其军队继续朝缅甸前进。此时史迪威代表团也在前往中国的路上，华盛顿各个机构都认为需要在重庆设立前哨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