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以上情况，我开始为外国出版物部间采购委员会在这个城市寻找各种它感兴趣的资料。陈松樵为我安排与各部委首脑见面，我则一一如期拜访并向他们解释我的职责，承诺提供援助，但同时也需要他们的协助等。每次我通过大使馆渠道将我活动计划的备忘录寄给外国出版物部间采购委员会的弗雷德·基尔戈（Fred Kilgour）时，我总是为高思大使保留一份副本。偶尔也会给大使提供备忘录，并委托大使馆转发复本给美国方面。除此之外，我还会写一些私人信件，其中一些直接寄给劳克林·柯里，但主要是给威尔玛的，由她斟酌决定转寄给她认为合适的个人或单位，这些私人信件通过陆军邮政局（Army Post Office）寄送。

在陆军系统，我相当于“校官”级别，可以享用军用飞机以及医疗服务，但并不在军事系统工作。我与史迪威将军仅有的几次见面加深了我对于他最喜爱的一句格言的理解，这条格言为了解他那富有民粹主义色彩的敢作敢为、乐观进取的品质提供了线索。这是一句流行于美国军队的拉丁语格言，“Illegitimatinoli carborundum”，意思是，“不要被卑鄙的人打倒”。

对一位喜欢与人打交道、热衷记录的观察者来说，这种多渠道的活动非常适合我。只有几件事跟当时形势颇有抵触。首先，从华盛顿带来的梗概型缩微胶卷，对人的视力极其有害，使用时立刻觉得眼花缭乱、流泪、头痛。投射在白墙上的光十分强烈，学者们常常需要戴着眼镜或是需要眼科医生的经常护理，以免造成任何不良的后果。此外，这种缩微胶卷放大机工作时会发出令人无法忍受的高热，让人无法在旁边使用。我们需要根据使用者的实际体验进行改良，开发先进的商用放大机。

其次，据华盛顿相关研究人员反映，我缩微拍摄的胶卷内容模糊、难以辨认。许多重庆的资料包括报纸都是用油墨在最便宜的纸张上印制而成的，这种纸张的制造工艺极其粗糙，只是聚集漂浮在一锅水中凝结的纤维，待其凝固后将其整张揭起移到网面板上进行晾晒而成的。成品的纸张一般是灰色或是绿色的，甚至让人怀疑作为手纸使用这种纸质地太差。油墨印在这种纸上，经常会渗开，出现黑乎乎的一团，加上纸张颜色暗淡，任谁都无法看清上面的内容，从马修·布莱迪（Mathew Brady）到卡蒂尔·布雷松（Cartier Bresson）概莫能外。此外重庆的电力供应极其不稳定，时常会出现大范围的波动情况。我刚安装好光电池，调节莱卡相机的光圈、快门准备拍摄时，电流就已经发生了明显的改变，因而无法拍出能供阅读的缩微照片。我寄回的胶卷没人能从头到尾完整地获取信息，不过我起初拍摄的内容大多没有多大价值，所幸不会有太大影响。

由于在起初阶段时，我为中国提供的资料与我寄回华盛顿的资料一样毫无价值，因此我的工作职责从中美两国文化知识界中间人的身份下降为主要负责公共关系事务。但这并不妨碍我与权贵和大人物的交往，毕竟他们的主要工作也只是处理公共关系罢了。我们都以行家的姿态讨论这些资料，但实际上谁都不是缩微胶卷的最终使用者。

以上所述的一些不足之处得到了及时的改进。更好的缩微胶卷放大机和胶卷问世了。6 个月后，基尔戈给我派来格斯·佩顿（Gus Paton），作为一位出色的胶卷摄制专家，他可以通过自己制造的变压器获得稳定的电流，当然那时也有了很多值得拍摄的资料。到1943 年末，华盛顿外国出版物部间采购委员会已发布了22 页有关中国出版物缩微胶卷的主题索引，收录了大约70 种中国期刊。出版物正持续不断地进行双向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