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的记忆中，作为梅乐斯来华牵线人的萧迅如上校身强体壮，善于逢迎。我确信无论是为你斟酒还是引你上钩，他都会是一副和蔼可亲的样子。他向华盛顿战略情报局的中国问题专家解释说，由于过去的不平等条约深深地伤害了中国人的爱国之情，因此如果派一些以前来过中国又再次来中国的美国人，会让人尴尬无比。他们会让人想起那些耻辱历史。这些人的思想已深受早期经历的毒害，如今的中国国民党如何能与过去的美国人合作呢？通过这种荒谬的托辞，萧迅如上校努力让梅乐斯招募到海军顾问组的那些兴高采烈的年轻人，都是些天真的新人，且对中国话、中国字一窍不通。

1942 年4 月，梅乐斯乘坐横贯非洲的航班前往中国，途中偶遇埃德加·斯诺。6 月份，他受到了戴笠的接见，并与其一同穿过日本防线来到福建沿海的后方。梅乐斯说：“如果发现密探，受命当即实施审讯。”他的翻译解释说：“戴将军只负责执行死刑，不负责审讯。”梅乐斯这样作出结论：“从未不经正当授权而执行死刑，因此华盛顿情报的表述有些夸大其词。”

1942 年7 月至8 月之间，梅乐斯前往印度（在那里他遭到一位日本特工行刺，但大难不死），在督察完军需给养的转运工作之后，他开始建立一个专职从事爆破活动的训练中心，取名“世外桃源”，地点在距离重庆8 英里处。自此，这些美国人过着中国式的生活，在真正平等的基础上与戴笠的部下保持紧密的合作关系。

9 月22 日，玛丽·梅乐斯突然发现自己被任命为战略情报局远东地区协调主任。显然，多诺万将军对这位众所周知、神秘而可疑且抵触外国人的戴笠将军很感兴趣，于是他急于利用梅乐斯与戴笠结成亲密关系。而这种机会主义的突然行动激起的波澜也冲击到我。如上文所提到的，1942 年10 月初，梅乐斯昂首挺胸地走进我在重庆的新办公地点，露齿笑称：“我是你的新上司了。”他递给我一封多诺万写的信，信中提到我必须服从战略情报局驻华首席代表梅乐斯的领导。当时我并不知道梅乐斯与戴笠的关系，我只是解释了我的计划并表示秘密行动不在我的职责范围之内。如果梅乐斯或是他的部下经常来访或是占用我的办公场地，那我不如辞职。最后我们商定互不干涉。但从后来的情况看，我的活动给他带来的麻烦可能不亚于他的活动给我带来的。他曾要求我不要向王芄生（Wang P’engsheng）将军索要日本方面的资料，因为王将军的军事情报局是戴笠的竞争对手，尽管当时在重庆的王将军是此类资料的唯一持有者。

尽管如此，到1943 年5 月，来自新泽西的格斯·佩顿，我缩微胶卷实验室的主管，经常和我与王芄生将军互相设宴招待对方，同时还从王将军那里拍摄了大量日本出版物。而我们从梅乐斯手里获得的资料却相当陈旧，琐碎而无价值。与此同时，美国出版物服务社将2000 种不同种类、带有目录的美国本土出版物的缩微胶卷，连同胶卷目录以及70 台放映机，分发到20 个阅览中心，此外还为国会图书馆收集了几千种出版物。我在报告中曾提到，这种为国会图书馆和美国国务院文化关系司规划展开的工作使我们“保持与各处融洽和谐的状态，办公人员为自己的工作感到骄傲，我们也都摆脱了特务机构的阴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