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个人的战时奋斗目标已经明确，即帮助保护留美归国的中国教授活下去，他们的一些人是我在北京时的老朋友。这是我对于周围情况作出的个人反应，而抗日战争的活动则几乎被中国和美国军人所垄断。很少有教授被调动起来，即使学生，作为稀有的国家资源也必须受到保护健康成长，而不是消耗在战争中。在战时的中国，一些被派驻在此的美国文职官员对此感到幻想破灭，最终开始通过救助妇女、儿童和收藏明代青花瓷器来减轻他们的烦恼。就个人而言，我并不反对抗日战争，但我认为在国民政府治下的中国，更加迫在眉睫的是维护开明教育而非抗战。

经过一番冥思苦想，我在自己的名片上印了三个头衔，分别是：美国驻华大使特别助理、美国国会图书馆代表以及美国出版物服务社主任。这样我就成了一名能在中国到处游历的拥有自由身份的代理人。我曾在昆明访问过三所处于困境之中的大学，还在重庆郊外访问了第四所主要国立大学即国立中央大学以及南开经济研究所，以此为基础，我还走访了国民政府的国家学术机构——中央研究院，如今坐落于长江上游的树林中。当然，我还有不为人知的目的，就是去看望我们的好朋友梁思成夫妇。不过，在我看来，这种公共职责与私人愿望的结合并没有违背盎格鲁－撒克逊人的传统。

距离蒋廷黻住所不远处就是中央研究院的一个宿舍区。1942 年9 月26 日，在这里我见到了我们从前在北京时的老朋友梁思成，“他激动地握着我的手足足有5 分钟”。他来重庆是为了向教育部和中英庚子赔款委员会（British Boxer Fund）请求拨款的。

我们在1935 年圣诞节分开之后，梁思成和他的家人随学术机构南迁离开了北京，乘火车迁往湖南长沙。后来长沙遭到日军的轰炸，于是他们继续迁移，有时搭车，有时徒步，历时两个月来到西南地区的昆明。后来当日军又轰炸昆明时，梁思成夫妇就搬到了城外的村庄并自己建造房屋，我曾去过那里。之后，为了逃脱可能的袭击，至少是飞机轰炸以及昆明的高物价，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傅斯年决定北迁到云雾笼罩的四川乡村。研究所珍藏的有关中国问题的图书资料以及从安阳挖掘的殷墟文物都必须用卡车向北运到四川的李庄，这个小镇位于长江南岸，在长江航运终点宜宾（叙州府）以东20 英里。这里冬天寒冷多雾，夏天炎热潮湿，虽然书籍文物得到了妥善的保管，但员工的健康却受到了极大的危害。安阳发掘工作的参与者梁思永就患上了严重的肺结核，面临死亡的威胁。而梁思成的中国建筑研究所也不得不跟着迁来此地，当时林徽因也患有肺结核，卧床休养。

梁思成发觉我已愚蠢地不再使用他在北京时候给我起的中文名费正清。因为战时新闻局的麦克·费希尔的姓氏也是费，于是我把名字改成了电影明星道格拉斯·费尔班克斯（Douglas Fairbanks）的中文名范朋克，但是梁思成告诉我这个名字“听起来像中国话‘番邦客’”，“而费正清意思是‘费氏正直清白’，而正清与约翰·金（John King）谐音。使用这样一个中文名字，你可算是一个真正的中国人了”。显然，他是对的。与此同时，我回想起以前外国人常常不知不觉取了带有贬义的中国名字。例如1834 年广州的英国特使内皮尔勋爵（Lord Napier），他的中文名为“律劳皮”，听起来像是“拼命做坏事的痞子”。蒋介石名“中正”，意为“居中正直”，有这样一个名字，人们自然愿意与之团结在一起。而我的“正直清白”的名字也恰合了一位历史学家的身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