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建筑研究所，12 名年轻的制图员在内院一侧的一间大房子中工作，林徽因就住在这个院子的另一间大屋子里，因此她可以随时得知工作的进展程度。然而事实上，她到了哪里，哪里工作进展得总是更快，所以年轻人直接从她那里得到的教益远比他们自己贡献的成果要多。依照传统，中国的学者解除公职后都喜欢归隐田园。但这些受过现代教育的学术带头人在此生活则是迫于无奈。一路跋山涉水来到四川，已使他们的生活条件每况愈下。如今他们完全过着与农民同一水准的生活——用木桶提水，以米饭为主食，用木炭取暖且没有抽水马桶。日本飞机的轰炸使得他们与毛泽东领导的农民革命如出一辙，不得不到乡下去住。

梁的家庭生活一如既往地存在各种错综复杂的问题，只是由于生活水平的降低而使问题变得更加基本、简单。首先是仆人问题。由于雇用仆人费用昂贵，他们辞去了大多数仆人，只留下一位女仆，她虽行动迟缓，但性格温顺，品行端正，因为不想让她感到难过，于是留下了她。这样一来，大部分的家务劳动包括做饭都只能由梁思成在病人林徽因的指导下完成。其次是个人性格差异问题。老太太（林徽因的母亲）有她自己的生活方式，总是抱怨为什么要离开北京；梁思成喜欢吃辛辣的食物，而林徽因侧喜欢偏酸口味。再次是关于亲朋好友的问题。我刚到就有一位来自宜宾的空军军官前来拜访，他是林徽因弟弟的朋友（林徽因的弟弟是一名飞行员，执行任务时被日军击落）。而在我离开之前，梁思庄（梁思成的妹妹）从燕京大学途经上海、汉口、湖南以及桂林穿越日军防线来到此地，她已经5 年没见到亲人了。

林徽因非常瘦弱，但是目前看起来充满活力，和往常一样，考虑任何事情总比别人快一步。她每次吃饭都吃得很慢，饭后我们开始长时间地交谈，不过大多时候是林徽因在讲。晚上，5 点半天就黑了，只能点上蜡烛或是菜油灯，8 点半就是上床休息的时间。这里没有电话，倒是有一个唱片机，有几张贝多芬和莫扎特的带子；有热水瓶，但没有咖啡；有许多件羊毛衫，但合身的没几件；有床单，但没有太多肥皂进行清洗；有钢笔铅笔，但没有足够的纸张书写；有报纸，但总是过期的。这样的生活就像在墙壁上挖一个洞，拿到什么用什么，如同守株待兔，结果就要碰运气了。我在这里待了一个星期，由于天气寒冷，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床上度过的。在如此恶劣的条件下，我被学者朋友们继续从事学术研究所表现出的不屈不挠的精神深深感动。依我设想，换作美国人，我想大家一定早已丢下书本转而去寻求如何改善生活条件了。而如今接受过高水平训练的中国学者却接受了原始的农村生活，并继续致力于学术研究事业。学者的角色已经根深蒂固地存在于社会结构和对个人的期望之中，假如我们的朋友摒弃自己在学术上的坚持，为了生计用业余时间去做木匠、砖瓦工或是水管工，那么他们将会打乱社会秩序并很快失去社会地位，即使不被唾弃，也会成为人们非议的对象。

在参观了傅斯年的位于偏僻寺院的图书馆后，我返回距离此地150 英里远的重庆。首先，我们在宜宾停留了一个下午，等待前往重庆的汽船。于是我四处搜寻当地的传教士。我见到当地浸礼会的传教士领袖詹森（J. C. Jensen）博士，他来自南达科他州沃特敦（Watertown）附近的斯平克（Spink）。他于1911 年来到四川传教，如今建立了几所学校、一家医院，以及30 个福音堂。这些地方他每年徒步走访两次，其间每天行走20 到30 英里，每次需要花费几个星期的时间。他是一位目标明确且精力充沛的人，因为出身于农村，他不但满怀热情地宣讲福音，还热衷于帮助当地人改良农艺。他说当地人生活富裕，鲜有贫困，穿着比记忆中任何时候都要好很多。此外，吸食鸦片的人数急剧下降，自从中央政府迁到此地后，吸食鸦片的人减少了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