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人和来自长江下游的中国人普遍认为重庆寒冷而不适宜居住。大使的起居室给我一种特别阴冷的感觉。从距离江对岸半英里的此处观看，重庆就像由破旧的盒子堆积而成的垃圾堆。听起来好像远处传来了一阵骚乱声，汇合了纤夫拖船向前的号子声、苦力们搬运着石头和水攀爬无尽的石阶发出的喘息声以及小贩卖力招揽生意的叫卖声。当然，在我眼前出现的是遭受了轰炸后被烧毁的地区，之后周围重新搭建了一些棚户。没有任何的色彩。灰色的石头表面有些许的青苔，岩石上寸草不生。人、房屋、小径，一切都融入了灰暗的色调中，其间夹着一条同样是灰色的河流。这是一个生存环境极其恶劣的地方，长江下游的中国人对其没有任何的好感，而当地人似乎也都有着乖戾暴躁的脾气。

长江也不能给人以安慰，而仅仅是另一个问题所在。水流低时岸边显露出来，沿岸的沙滩上随即建起了一些竹棚，还有一些小船上的人在叫卖。江面只有原来的一半那么宽，但水流依然湍急，江流向着前方的城市奔流而去，轮渡顺流驶过时常常会被河水冲下400 码远；而逆流返回时，这些轮渡需要花费半小时才能费力地缓慢移向浮动码头。长江并不是人们的朋友。每只前往下游的单独的船，都会有8 或10 个桨手，他们尽力使船避开暗礁和浅滩，有时候不得不再次返回，这200 或300 英里的距离，此时需要完全靠纤夫的力量拉着船一寸一寸地向前行进。通往上游的平底船都要从大使馆前经过，船队一眼望不到头。每只船都排好队，纤夫们站在露出水面的礁石上，用竹竿将船撑进东流的水中，推拉之下船逐渐地向上游前进。整个过程真不好看，令人目不忍睹，没有人感到快乐，没人能进步，只有一群赤脚光头的纤夫喊着悲哀的号子，满身的疥疮，拖着肿胀的双脚，像灰色蚁穴中的蚂蚁一样，过着灰暗的生活。站在这里，我更能体会大使的心情了。

我目前打算继续待在大使的床上，除非有人赶我走或是人满为患。大使的房间装饰得十分漂亮，墙上挂满了女人的照片，都是贝蒂·文森特（Betty Vincent）的。然而，1943 年4 月，痢疾无端再次来袭，缓慢而持久。美国海军医生对此也束手无策，5 月份，我再次来到昆明，获准进入陆军后方医院。这里有一群精力充沛的中国护士，她们给美国大兵换药，且在看电影的时候提供冰激凌。然而，没有人能够确定我的病情，最终在我返回重庆后，注射了一段时间的吐根碱，病竟然好了。吐根碱是一种德国药物，要求患者避免剧烈运动，以免造成心脏压力。于是当时每次前往陆军诊所，我都需要缓慢地爬89 级台阶。

1943 年下半年，蒋介石政府的无能已经明显暴露出来，尽管（或是由于？）他一再努力实施更加严格的控制和个人独裁。通货膨胀日益严重，导致工薪阶层营养失调且备感绝望。对于外国观察家来说，左派似乎是切实可行的选择。这时，我已经恢复健康，但是我的心情随着时局的发展而与大使馆和新闻出版界的其他美国人一样，对国民党不再信任，对自由主义者的潜力不再抱有幻想，对当地的左派却表示欣赏。1943 年8 月，我对现政权不抱什么希望，因为它在情感上并不信任人民大众，又无法为人民提供什么实际的帮助。骇人听闻的苦难与灾祸总是伴随着它，它之所以苟延残喘，仅仅是还没有足够多的有勇气的人反抗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