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 年5 月，当我回到昆明后，我发觉《中国之命运》（China’ s Destiny）这本掌权者的书是对著书立说的教授们的一种侮辱。

自从蒋介石成为所谓的圣人和英雄后，此地学者们反抗的呼声日益高涨，在我看来这是一种直言不讳的行动。老金拒绝看《中国之命运》，社会科学家认为这部书废话连篇，对其表示不屑并感到耻辱。学术界现在和将来都不会轻易放弃他们的特权，现在蒋介石公然侮辱了他们。

昆明，5 月17 日：不得不说，在不断阅读《中国之命运》的过程中我对此书感到十分惊骇。我从未见过如此有害的利用历史来达成政治目的的行为。书中大部分内容披着纯粹历史的外衣，描述帝国主义统治下的中国每况愈下的境遇，并对其进行谴责，说帝国主义是一切苦难的根源。例如，中国法律制度无法发展是由于通商口岸法庭树立了糟糕的形象。一位政治家写出这样的小册子实在有失身份，如今我明白为什么每位与此书英译本相关的人像得了寒热症一般。

人们可以推测，《中国之命运》不仅仅是一种个人偏执的表达，其目的可能在于让人们相信，国民党和蒋介石带领中国摆脱了帝国主义的枷锁，功不可没，同时意图重新燃起排外主义的火焰，激发爱国热情，加强内部的凝聚力。

这里的教授因此感到沮丧，他们预见牢不可破的警察队伍将会控制整个中国，随之而来的是自由主义教育的消亡，经济生活以及人民思想受到管制。他们看不到任何力量能够阻止这种趋势的发展。反过来，我却认为这个政权缺乏有能力的人员来执行想要做的事，因此采取政治控制的政府不得不最终向寻求国家发展的人民作出妥协。 1943 年夏天发表的三篇文章，最终打破了美国人对自由中国的幻想。这三篇文章是：赛珍珠于5 月10 日在《生活》杂志发表的文章，《纽约时报》记者汉森·鲍德温（Hanson Baldwin）于《读者文摘》（Reader’ s Digest）8 月号上发表的文章以及比松（T. A. Bisson）在太平洋学会出版的《远东综览》（Far Eastern Survey）上发表的文章。《远东综览》虽然发行量有限，但在中国颇具影响力。比松断言，中国共产党是“民主的”，相反，国民党则是“封建的”。鲍德温和赛珍珠属于非意识形态的代表，他们只是尽力对中国的真实情况予以真实的评估。作为随军记者的鲍德温反映了驻扎在昆明的美国军人长期存在的幻灭感。赛珍珠则对蒋夫人那种风行的夸张言辞表示反对，认为这些只是转瞬即逝的时髦玩意儿。作为罗斯福总统的座上客，蒋夫人如同一位难以取悦的公主。赛珍珠的作品《大地》（The Good Earth）获得1934 年诺贝尔奖，这使其成为美国最著名的中国观察家。后来她还向我们讲述了一段有代表性的小插曲。有一次，她收到了蒋夫人随从在海德公园打来的紧急电话，电话中随从说：“请立刻过来，蒋夫人想见你。”因此，赛珍珠立即从宾夕法尼亚州的巴克斯（Perkasie）赶到海德公园，但是意想不到的尴尬发生了。事实上蒋夫人只是想见到她的随从陈珍珠（Pearl Ch’en）。最后只换来一句“十分抱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