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二，在中国，批评并不是好事。批评涉及个人的背景关系，而个人关系又是社会结构的组成部分，因此批评被认为是人身攻击而非不同意见的表达。这部分上属于面子情绪——如果一个人失去其他人的信任，那么他很快便会失去更多人的信任；不论他是政府官员还是商人，亦或是统治者，失去其他人的信任将直接使个人处于不利的境地，因为在中国社会，大部分社会地位都是以信任为基础的，所以如果你发表批评意见，这会立即变成你是否信任他的问题。一位对中国的一些情况提出批评的记者很可能成为不受欢迎的人。不幸的是，我们西方人对此并不理解，也毫不在意，我们认为批评使人进步。中国人却不会对他们自己展开任何的批评，似乎批评比猥琐的暴露狂还要糟糕。

主要问题在于各省份的人民大众。去年春天毕范宇周游了9 个省，拜访了各省主席和20 位县长。他得出了一个结论，即国民党与政府二者之间没有区别，将两者分离并保留其一是不可能的。极为自然而然的是，当地小学校长兼任当地的政党领导，县长兼任县里的政党领导，你无法区分政党与政府，正如在重庆你也无法区分政府部门与党派部门一样，这是一党专权，权力如此之大，与美国民主党或是共和党竞争权力，一家掌权、一家永远在野急着接掌政权的情况完全不同。这是体制架构的不同。如果不彻底改变或削弱这种体制，那么其他少数党派将永远没有上台执政的机会。我以上的政治分析是为美国制定对华政策提供参考意见。如果我对于1943年国民党失去民心的猜测是正确的，那么，在罗斯福总统于1945 年去世后，赫尔利（Pat Hurley）大使将美国国旗钉在国民政府这艘船上则是徒劳且引发灾难的行为。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

在1943 年，我还作出了以下分析：有两个因素几乎未被人提及，但是我相信它们是中国前进过程中的重要绊脚石：其一是缺乏正直的人。在跻身于上层社会的人中，只有相对很小比例的人在节操或性格上真正有朝气。能力并不等于诚实和勇气。同样是勤劳努力和真实诚恳，在中国却不会获得像在美国那样的成功。在这里狡猾诡计要多过任何一个地方。美德必须与机灵狡黠结合起来，否则只会是竹篮打水一场空。在美国，伟人们只要按照书本上的教导行事就可以达到顶峰，但换作在中国，恐怕在他们长成之前就已被消灭了。华盛顿将永远不可能还清砍伐樱桃树欠下的债务。由于缺乏有能力且诚实的助手协同工作，每位行政官也都因此而变得行动受阻。这不是我们理解的诚实。我们说的诚实是指勇于承担、尽职尽责，而非假公济私。

其二是派系斗争。就目前来看，像我们做的那样，从国家利益考虑完成一件事情几乎不可能。人们并不关心国家政策问题，他们需要的是习惯上的私人关系纽带。事实上，首要问题是生存，而政治上的生存需要人际关系的帮助。西方人眼中的政治问题涉及政体、国家以及民族等方面，而这些在中国都被看作次要的。它们是奢侈品。

中国的民主？从个人主义的观点上说，这个社会是民主的。在中国为强者以及出身贫寒的人们提供了机遇，并且可以依靠个人能力有所作为；这也是一种民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