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让我们觉得困扰的是，必须小心翼翼地依计划行事。就像某架晚点的航班会导致机场大乱，调度备用机，航班滞后，乘客只能在走廊里休息等待结果一样，母亲也认为，超出计划的任何变化都能让我们的生活分崩离析。其结果就是，我的哥哥、妹妹，还有我，只要跟母亲商量过的行程有变，哪怕是最为微小的变化，我们也会心生恐惧。

那年二月，我给在佛罗里达的母亲打电话，说我决定坐下午从纽约起飞的航班，而不是之前商量好的早晨的航班，她只说：“哦。”但我可以明显听出她声音里隐含的不悦。她接着说：“我原本想，如果你早上到，我们还可以去邻居家吃午餐，他们晚上就要走了。如果你坐下午的飞机来，就跟他们见不到面了。虽然我们下午可以请他们喝杯咖啡，但我们就没法去租车公司帮你租车了，就得换我开车去奥兰多接你妹妹了。算了，没关系。我相信我们有办法把该做的事情完成。”

母亲不仅仅安排我们的生活而已。她还帮助安排几百人的生活，几乎都是应教会、流浪妇女儿童委员会（她是理事长）、国际救援委员会（她曾经是董事会成员的联络人，也主持英国分会的创办事宜）、其他她曾任职或担任理事会的大型机构的请求。在我成长期间，她担任过哈佛大学的入学主任，接着是纽约一所大学的咨询顾问，然后又是另外一所高中的校长。她与成百上千的学生、同事、儿时的玩伴，飞机和公交车上认识的邻座，以及她在世界各地旅行中遇到的难民们保持联系。母亲永远在介绍人、排计划、参加活动、发表建议、提供帮助……有时她会抱怨太累了，但显然，她还是乐在其中的。

花费母亲最多时间的，是一个在阿富汗境内建立图书馆的基金会。1995年，她第一次去往阿富汗报道那里的收容所情况时，就立刻爱上了那里。她先后九次往返阿富汗，都是为了妇女委员会或者国际救援委员会的事务，深入了解当地收容所的困境。回到美国后，她呼吁建立法规来帮助阿富汗的难民，尤其在协助妇女与儿童方面。母亲为了难民的事务东奔西走，不仅仅是首都喀布尔，甚至走遍整个阿富汗，还曾在斯霍特一个破烂不堪的旅馆住了一晚，与她一起留宿的还有二十三位圣战士，而她是唯一的女性。母亲的足迹遍布全世界，包括东南亚以及西非的大多数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