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民健康保险一直是母亲关心的事情。她得到的照顾越多，就越觉得不公平，因为好药不是每个人都能买得起的。每次去药房都会激起人对政治的讨论或讽刺谩骂。

这一天，有一个女人排在我们前面，看起来大概三十几岁，衣着整洁但不昂贵，戴着黑框眼镜。当她摘下眼镜时，我们发现她在哭泣。母亲温柔地与她交谈，这很平常，母亲总是不假思索地与每一位正在哭泣、身处痛苦或悲惨的人说话。“如果他们不想说话，他们会告诉你的。可你怎么能熟视无睹呢？”母亲总是这样说。我们得知这个女人要拿的药不是给自己的，而是给她母亲的。她母亲的医疗保险在那个被称作“甜甜圈缺口”的怪圈里，意思是说政府已经为她的医疗保险支付了几千块，现在她得自付几千块，然后政府才愿意再次支付（想象一下，你直线吃甜甜圈，先咬一口，然后中间是空的，过了这个空洞你才能再吃上）。我的母亲当时还处于吃着甜甜圈，而这个女人的母亲则处在甜甜圈中间的洞里。

这时，我的电话响了，于是我走出大厅接听。回来的时候，母亲坐在椅子上等她的药。那个没钱支付药费的女人不见了。

“妈妈，你替那个女人付钱了，对不对？”

“没有多少钱。”母亲回答，有点被识破的尴尬，“别告诉你爸爸。”

然后，跟往常一样，她拒绝坐出租车回家（公交车能把我们送到家门口，坐出租太不划算）。于是我陪她一起等那辆送她回到家门口的公共汽车。

感恩节前母亲还需要做一个化疗。我非常喜欢感恩节，因为馅饼、歌曲，以及不必绞尽脑汁地准备礼物。不过对于在马萨诸塞的剑桥长大的人来说，感恩节是件大事，是所有节日的集合。这是因为过去移民在此停驻，就近住下。不过对于在波士顿周边长大的人来说，那里的一切才都是巨大的（冬天、运动会、龙虾等），这个城市自称为“中心”，就像“世界的中心”一般。小时候，我对这一切信以为真，以至于发现还有人住在巴黎、柏林、东京这些地方之后非常震惊，而纽约人对波士顿的说法根本就不买账。

1962年，我出生在纽约。我的父亲任职于费尔柴德出版公司。那家公司的出版物种类繁多，从《女装日报》到《药品新闻周刊》。父亲曾是寄宿预科学校里的第一个犹太孩子。二战末期，他在弗吉尼亚诺福克海湾外的一艘军船上服役。之后，他去了耶鲁大学和哈佛商学院，并最终在广告业干出了名堂。而母亲的祖先来自17世纪移民到美国的富裕的犹太家庭。他们后来与那些转变成基督教徒的犹太人或者被完全同化以至于庆祝基督教节日的犹太人结婚。父亲的家世背景不好，祖父在内战期间作为德国犹太鼓手来到美国，后来在纽约下东区靠贩卖蔬菜（主要是土豆）为生，马丁·斯科塞斯的电影《纽约黑帮》就描写了这一区臭名昭著的生活。不过祖父的家族蔬菜生意经营得相当不错，以至于戏剧化地扩张了整个销售线，并在芝加哥商品交易所购得席位。祖父的妻子是拉脱维亚人，对我的父亲以及两位姑姑来说，那是一位极富感染力的母亲，把他们都送进了最好的高中以及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