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就连有一次路过操场，有个足球滚出来被他顺走了、踢烂了的事都招了。至于拷学校软件的事，更是令公安大喜过望。公安其实都不知道，还以为他们只是拷了这个老师电脑上的软件。

公安把老师们叫来对质，但老师们基本都觉得拷贝软件算不上大问题，学计算机的研究软件再正常不过了。定不了罪，公安就开始诱供：你有没有拿走硬盘？拿走CPU？你要不说送监狱，说了就是学校内部矛盾，内部解决。

在这种娴熟的手法下，很难有人不崩溃，周鸿祎特别想逃跑。当然，逃是逃不了的，于是在“我想见班主任”的要求得到肯定答复后，他屈招了：用宿舍哑铃砸碎硬盘，丢到下水道冲走了……周鸿祎按照公安编好的细节录了口供。

招供后，周鸿祎终于在第三天见到了班主任。他本来是想向老师求援呼救的，可是本来对他很亲近的班主任却明显地与他拉开了距离。这是他第一次真正地感受到孤独，当时死的心都有了。但他毕竟是个具有反思精神的人，痛定思痛，仔细琢磨班主任的话：“不管多大的事，如果有错一定要承认，如果没有你一定不要乱说。”周鸿祎知道自己错了，于是回公安处翻供。

后来与石晓虹他们一碰头，周鸿祎才知道他们被传话不超过12个小时，而且什么都没招，翻来覆去就说一句话：“不知道，我们什么也没做。”

又经过几天的折腾，公安查不出个所以然，周鸿祎也跟公安混熟了，公安让他出去不要乱说，这事就不了了之了。

导师请他吃饭，给他压惊，倒也没有批评他，但总有些人对他指指点点。据说还有别的导师提醒自己的学生要和他保持距离，后来他找了个宿舍搬了出去，平时一个人也不出门。

为了疏解压力，周鸿祎买了《王朔全集》。那些大无畏的文字给了他很大慰藉。更慰藉他的是那些没有因此疏远他，向他伸出援手的老师和同学。

还好，再黑暗的时候都会有些小小的温暖。一个同学当时是机房管理员，就不在乎舆论，向他伸出了援手：我有一台电脑，你到我这儿来用吧。

周鸿祎和伙伴们后来做出了反病毒卡的原型，带团参加挑战杯，在上海得了奖。挑战杯很多都是导师的项目，但这个项目他们是原创的。

历经磨难，最终得奖后，周鸿祎感慨万千，也一直心怀感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