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来衡量，“允许农民进城落户”比GDP还要抽象。“落户”固然也是行为和行为的结果，但没有直接的产出。以今天的认识，农民进城改变了生产、消费活动的区位，利用了经济过程要素积聚所带来的效率提升，从而间接地增加了收入和所得。譬如，积聚的工业比“村村冒烟”，更节省基础设施投资，也更容易分享信息和技术进步；集中人口的交易，市场人气更旺，“纯商业费用”（张培刚的独立发现）也更低。因此从包产到户里解放出来的农村生产力，自发进城镇，尝到甜头的就进而要求在城镇落户。

“允许”政策应运而生。说它更抽象，还不是从“粮食到GDP”那样，把经济产出做了更一般化的处理。“允许落户”不是产出的抽象，而是进入另外一个层面，即我们讨论过的“权利”层面。“农民进城落户”之诉求，不再是“生产甲产品还是乙产品”，而是“能不能像城镇居民一样，在城镇落户，最后成为城里人”。政策说“允许”，开放的是更为抽象的权利，对应的自然是更大的自由。

当然，抽象之权从具体来，也可以回到具体去。比如两个翻两番之后，GDP似乎又重新具体化也指标化了。我曾去过一个地方，“五年再造一个××”成为喊得响当当的口号。还不是喊喊就拉倒，实际上是靠“乌纱帽”机制层层加压，“不换思想就换人”—其实就是换顶乌纱帽。此强度比不过当年的“全国大办”，一般不可能把全部老百姓都卷进来。但是，还是可以把官场搞得个地动山摇的，而“政府主导的”经济模式又把这股力量，“杠杆”到经济全局去。

“农民进城落户”也有类似的遭遇。时至今日，城市化—也就是允许大量农村人口进城务工经商搞服务，进而落户—与GDP即经济增长的关系，已经被越来越多的人看得明明白白。于是，城市化也从权利的抽象层面，退到比较具体甚至可以高度指标化的状态。一些地方下达农民转市民的年度计划，我们的同学实地访问，真的见到一辈子住在农村、现在仍然住在农村，但户籍却改为城镇居民的“市民”。这也算不得为天下之先，早有别的地方10年前就“宣布”一晚上完成了百分之百的城市化。

于是引发批评。“GDP至上”，批评只顾经济不及其他的倾向；“伪城镇化”，剑指虚夸的为政之风。舆论几乎一致呼吁改变考核体系。发展目标方面，有建议以“产品服务的质量和生活品质”来约束GDP；有建议把环境代价算进去，搞“绿色GDP”；也有建议用国民“幸福感”代替冷冰冰“客观的GDP”；更复杂的建议是用“全面小康指标体系”取代GDP。城市化方面，不少人建议降温以防止“大跃进”，特别是呼吁稳健推行户籍改革。这些批评建议各有道理，不过也有一个共同的倾向，那就是要把政策目标定得更精准、更具体。

问题的重点可能另有所在。经验说，考核指标的改善当然会影响行为，例如本文提到的从粮食、钢铁转向GDP，层层政府和官员的行为逻辑的确发生了变化，个人和企业从事经济活动的自由空间也大大增加。不过，假以时日，人们也发现，转向GDP考核的经济运行，也泛出“钢铁大跃进”的某种味道。变化的还只是考核的中心指标，还并不是考核机制。如果还是当期对上级负责压倒了对人民、对未来负责的体制占主导，那么考核指标的变更顶多只是治标。

要解决考核体制机制的问题，不消说又需要新的（改革）政策。那么，是抽象的政策目标重要，还是具体的、可指标化的政策目标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