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中国人当时对英国人的商品也的确没什么需求。英国人当时往中国输入的毛织品、纺织品、玻璃等都没什么销路。唯一比较好出售的是钟表这一类，但在当时的中国，这些制成品毕竟属于只有上层人物才能消费得起的奢侈品。还有鼻烟，这也是专属上层人物享用的。就靠出口这些玩意，贸易怎么能平衡呢？此时中国出超，英国入超，而且差距很大，英国必须拿足额的货币来填补贸易缺额，于是英国人常常拿白银到中国来换茶叶。贸易的不平衡对英国人来说是个大问题，作为一个以商立国的国家，这个问题带来的后果是很严重的。而且英国以商立国的理念已经发展到极致，英国人明确表示，他们政府的目的就是促进贸易，保护经商。这与后来战争的爆发存在密切的关系。

而在这边恰恰是一个对商业不在乎的王朝。中国在此时基本不征收商税，只对一些商品收过路关税。而且把对外贸易的活动区域限制在广州这样一个非常小的地方，采用我们所讲的十三行制度进行管理，也就是公行制度。这种公行就是一种贸易商行，其实当时不止十三家。在康熙二十三年，朝廷其实在中国沿海四个地方设了贸易口岸，分属江南省（主要辖今天的江苏、上海和安徽）、浙江省、福建省和广东省四地，但实际上做起来的主要是宁波和广州。到了1738年后，宁波这个口岸也逐渐被废掉，只剩下广州一口。乾隆二十二年，即1757年，清朝政府宣布确立广州一口贸易政策，同时下令关闭宁波等港口，限令外商仅能在广州一口贸易。

这种制度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呢？其实在北宋的时候就有这种制度，即市舶司制度。政府需要对进出口贸易进行管理，但是官员又不想管、懒得管，于是把所有的事情都委托给商人办理，最后，进出口贸易的具体手续都由商人处理，外商也由商人接待，官员只负责监督。在公行制度下，招待、管理外国商人的相关事宜都是由公行来管，商人设置夷馆安排外国商人居住，贸易结算以及征收关税等事务也都是由商人打点。当时全国只有广州一口有海关，这个海关隶属于朝廷的内务府，所以关税收入属于皇室的私家收入，而这些收入主要用来购买西方的钟表——现在北京故宫博物院钟表馆里的藏品大多是从这里买进来的。但皇家其实也要不了太多这些玩意儿，购买一部分对他们来说已经足够了，因此皇室也不鼓励贸易。当时所有的对外贸易只是为了满足皇室对西方各种奇技淫巧、各种小玩意的需要，他们就这么一点追求。但是英国人却把商业当成了他们立国的命脉。因此，中英贸易从一开始就显得麻烦，两边满拧。这种情况在今天应该是很难想象的。 在那个时候，主管海关的中国官员没什么需要具体操办的事务，他们对于进出口贸易毫不在意，只要商人按时交钱就行了。商人若是在交钱时打了折扣也不要紧，因为官员随时可以用各种借口对他们进行勒索。所以公行的商人有的很富，有的很穷——会打点上官的、机遇好的就会暴富，有的三两下子就被弄破产了。他们这些官商所定的一些规矩也挺好玩的。通事、外国水手和商人等都是由他们来管理，其实大部分时间他们也是稀里糊涂，所以我们常常会看见一些很奇怪的记载，他们制定了很多规矩，这个不行，那个也不行。比如说不能把夷妇带来，也就是说洋人可以来，但不能带老婆，也不能招娼。因为禁止携带夷妇，所以当时广州一带已经发展起专门以洋人为客户的娼妓业，我们当时管这些专做外国人生意的妓女叫“咸水妹”。可是这是禁不了的呀，于是行商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如果官员发现有洋人买春，一般会对洋人进行惩罚，但这种惩罚也就是装装样子。而通事，也就是翻译，在交通中西时的作用也不可低估，当与官员打交道时，这些通事常常胡乱翻译，比如官员会骂洋人“你他妈的混蛋，不像话”，而通事就会告诉洋人这是中国官员在向他问好，在问候他的家人。反正是胡说八道。最后惩罚的时候，说是要打，但也不是真打。所以说名义上官府对进出口贸易是在监督，出现问题时也会对当事人进行责罚，但这些举动都是演戏、装样子。这种戏码一直演到鸦片战争前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