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等林则徐到了广州以后，就发现不是这么一回事儿。林则徐是一个比较实际的人，如果从学术上讲，他属于实学派。所谓实学，就是处理实际问题的研究。由于文字狱的缘故，清朝的学术比较受压抑，人们大多只能去搞考据，也就是乾嘉朴学。但是到了晚清的时候，开始有人觉醒，意识到都搞这玩意儿不行，有些实际事务需要具体的知识。比如有些地理的问题，特别是跟外国打交道比较多以后，需要去深入研究和了解地理知识。还有盐务，到了清朝后期盐务也出问题了，盐务怎么改革，这需要具体的知识。还有漕运，当时漕运关系京城的粮食供给，但是在大运河上运漕粮总出事。中国的地势北高南低，从南方向北方运粮，在某些闸口必须靠人力才能把船拉过去，很费气力，而且在运输过程中，浪费也很大。所以有人提议改海运，就是用沙船直接从海上运，虽然从海上运的确很方便，但这需要具体的航海知识，路线如何选定，时间如何计算等，当时的人都不清楚。此外还有治河的问题，清中后期，黄河决堤的问题一直很厉害。这些都属于实学的研究范围，林则徐和陶澍20便是实学派的领袖人物，他们很注意对这种具体的事务进行研究。林则徐到了一个地方就会很实际地去看，去考察。去广州后，他到夷馆看见洋人，发现他们的腿并不是直的，于是也就开始琢磨第二个神话是不是真的，他甚至为此专程跑去澳门一趟。澳门的人也很兴奋，第一次有中国的钦差大臣到那里。林则徐组织了一个班子，到澳门搜集了很多资料，把各种新闻纸，也就是报纸等出版物都搜集过来进行翻译。然后他编了一本《四洲志》，这本书应该算是中国最早的对西方国家情况的一个介绍。这个时候林则徐逐渐睁开眼睛看世界了，意识到洋人完全不是他想象的那个样子。洋人的火炮非常厉害，洋人的社会也不是此前所想象的类似什么原始民族的部落酋长制社会，完全不是这样的。而且，洋人也绝对不是只吃牛肉粉、没有茶叶就会胀死的族类，他们吃很多东西。林则徐开始有点明白了，但是我们说，他也只是有一点儿明白了。

可惜，这个时候的道光还不是很明白，他就是想一劳永逸，尤其是最初禁烟有成效的时候。当时林则徐迫使大部分鸦片商人把鸦片交出来，然后公开毁掉，这就是“六三禁烟”，天安门那个纪念碑上还刻着的。道光就想，干脆不跟英国人做贸易算了，把通商口岸关上，跟西方断绝往来。这就有点荒唐了，幸好林则徐没有执行。但实际上当时中英之间的裂痕为此已经扩大了，林则徐和道光之间的问题也出现了。而且，六三禁烟的成功背后有一个巨大的隐患，当时英国商务监督让走私鸦片的英国商人把鸦片交出去，而且向他们保证，商人的损失由英国政府来承担。如果是商人的损失还好说，但现在英国政府已经为商人的损失打包票，这就变成中英政府之间的问题了。所以后来鸦片战争的谈判有一项，就是要赔偿这个鸦片的损失。可见，禁烟已经种下了这场仗的根苗了，当时的英国商务监督已经决心打一仗了。

英国商务监督的这项举措，与此前英国在中英贸易里的各种憋屈和窝囊都有关系。其实在那个时代，不论是英国还是其他欧洲国家，他们派出的使节都握有极大权力。当时的外交运作跟后来是不一样的，后来通信方便，各种事情都可以拍电报、打电话向国内请示。那时候，一封信如果从英国寄送到中国，估计好几个月都送不到，因此当时这种驻外官员都是便宜行事，都是“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先斩后奏。说想打仗，就自行决定把事往大了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