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经济理论的角度来看，中国既异于单纯的亚当·斯密的自由贸易主义理论，也异于弗里德里希·李斯特的幼稚产业保护理论，同时也明显不同于日韩的单方面吸取自由贸易的好处、同时封闭国内市场的东亚国家主导的资本主义模式，但同时中国的成功又在某种程度上体现着亚当·斯密、弗里德里希·李斯特和日韩国家主导的资本主义模式的综合优势。

中国的成功实质是中国加入全球化的成功，是充分利用全球化的成功，也是全球化本身的成功。中国在最大限度上利用了比较优势理论，根据国内产业的比较优势和相对优势，将全球制造业悉数挪到中国最发达的东南沿海——珠江三角洲和长江三角洲。比如，到2003年，珠三角已形成了5万家零组件的产业聚落，而长三角则形成6万家零组件的产业聚落，而同期日本东京都大田区的零组件供货商只有8千家。全球产业在中国形成了经济史上的最大聚合，这是中国利用自由贸易的一次伟大成功。

同时，中国又并非单单采用幼稚产业的保护理论，而是实行了一种开放中的保护、保护中的竞争、竞争中产业的做大做强。对于一些重要产业和事关国家整体工业能力和技术能力的领域，中国更多强调的是开放，大力鼓励中外合资企业，同时不让外资的力量占据绝对优势地位。通过开放中的广泛引进和接触，通过贸易合作和工业合作中的技术溢出效应，中国迅速缩小了同发达国家之间的管理水平、生产力水平和技术水准之间的差距。

中国对国内的相关产业也给予了一定的过渡时期的（短期）保护，用国家的力量大力促进核心工业产业的技术研发和技术水准，充分培育了国内核心工业产品市场。 在经历一段时间的保护后，国企、民企和外企站在同一条起跑线进行充分的竞争，促进优胜劣汰，使中国市场弥漫着空前的竞争气氛。

这种开放中促进保护，阶段保护后又刺激强力竞争模式的比较优势得到了史无前例的尽情演绎和发挥。这种对部分核心产业采取国家保护和补贴，在一定时间段后放手促进充分竞争；这种对外资的广泛利用，但同时在关键核心领域又鼓励中外合资，使得中国走出了一条独特的有别于单纯的幼稚产业保护理论、比较优势理论、重商主义理论和国家主导性资本主义模式的 “中国全球化道路”，那就是，在一定程度上利用比较优势，进行阶段性幼稚产业的重点保护，但是却更加开放、更加包容和更加重视竞争的一种全新的发展模式。

由于世界各国企业，尤其是西方发达国家的企业和日韩企业已经根据产业聚合效应大量聚集在中国重要的产业群聚地带，而且随着产业的群聚，跨国公司的研发基地也集中在中国，这使得中国不仅充分享受到了技术外溢和技术扩散的好处，同时经济实力的迅速扩张使中国本身的研发实力以更惊人的速度得到提高，中国不仅成为低端产品和中端产品的世界工厂，也以极快的速度成为高端产业的世界研发中心。中国发展的模式就其速度和成就而言，已经远远超出了亚洲最成功的模式——日韩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