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2000年间，我遇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记者、分析师以及供应商高管有时会跟我联系，他们几乎都会问到同一个问题：“通用汽车哪里出了问题？为什么他们没能纠正错误？换了你会怎样做？”

在埃克塞德技术公司（Exide Technologies）位于密歇根州的安阿伯总部办公楼前，一辆由专职司机驾驶的凯迪拉克静静地停靠在路边。埃克塞德技术公司是全球最大的铅酸蓄电池生产商。时任首席执行官的我从办公室向外眺望，视野开阔。办公室还有一扇滑动玻璃门，方便我随时点支雪茄，吞云吐雾。

司机打开了乘客一侧的车门，一位魁梧的男子从车内探身出来，舒展开6英尺6英寸（约2米）的身板，径直向大门走去。他宽阔的肩膀沐浴着清晨的阳光。我的办公室已为他准备好了一切：新煮的咖啡、整齐摆放的蛋糕，还有冲好的橙汁。

这是位重要的客人，前杜克大学篮球运动员G·理查德（里克）·瓦格纳，当时任通用汽车总裁兼首席执行官。他来到我那简陋办公楼的一幕，永远印在了我的记忆中，因为这标志着一段历时长久、时断时续发展起来的、错综复杂的友好关系的终结，也标志着原计划与通用汽车为时3年，但实际持续将近9年的合作关系的开始。后来的事实证明，这段合作关系给双方都带来了极大的回报，同时也开启了我职业生涯中最令人沮丧的时代。

2001年，我已年届70。自从1998年以66岁的年龄从克莱斯勒副董事长的职位上退休之后，我写了一本书，《勇气》。我还担任麻烦不断的埃克塞德技术公司的首席执行官。（说到麻烦，是因为我的前任和当时的总裁以及首席财务官都因触犯州、地方及联邦法律被起诉、审判并定罪，投入联邦监狱服重刑。他们的罪名如果罗列出来，就像一份中国餐馆菜单。对于如此名誉扫地的公司，无论是募集急需的资金，还是寻找新客户，几乎都不可能。并且这一切，都发生在安然更大的丑闻广为人知之前。我本来期望看到的，是底特律三大汽车巨头过去为我熟知的标志性商业道德与秩序。不过，我跑题了，我在埃克塞德技术公司的时光，可以写成另一本书。）离开克莱斯勒之后，1998~2000年间，我遇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记者、分析师以及供应商高管有时会跟我联系，他们几乎都会问到同一个问题：“通用汽车哪里出了问题？为什么他们没能纠正错误？换了你会怎样做？”

这种追问越来越多，甚至海因茨·布雷希特（已故）—一位富有影响力的底特律居民、美国隔热技术公司（American Sunproof Corporation, ASC）的创始人—当时准备孕育一场变革：他打算召集一支资深管理团队（主要包括他、我，还有救濒临破产的企业于水火、有着“美国危机首席执行官”美称的史蒂夫·米勒），负责募集资金，收购通用汽车股份，并与通用汽车董事会磋商，说服后者清理现有的最高管理层。这是一个宏伟的计划，为此，我们在布雷希特位于克罗斯艾尔的府邸花了好几个下午和晚上进行讨论。布雷希特当时正处于躁郁症的躁狂阶段（最终导致他自杀），他喜形于色、摩拳擦掌，称该计划为“一件大事”。悲哀的是，或许幸运的是，这一计划无果而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