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历了20世纪90年代后期代价沉重的罢工之后，通用汽车不情愿地承认，硬碰硬的对抗、将单边制定的日程强塞到全美汽车工人联合会喉咙中的做法无法奏效。这是一场比拼消耗的持久战，只会有一个结果—无果而终，通用汽车在全美汽车工人联合会资金耗尽之前，自己会先垮掉。

通用汽车制定了“从头再来”的策略，重建了领导层架构，吸收了时任德国欧宝常务董事加里·考格尔。加里是工会工人之子，长期担任生产主管，他才智过人且亲力亲为、脚踏实地，懂得并尊重全美汽车工人联合会低层成员的心理。作为劳工关系副总裁，加里不久便赢得了双方的信任。加里是现实主义者，他常说：“面对它吧，我们无法打败全美汽车工人联合会。他们也不会善罢甘休。让我们认识到这一事实，然后将注意力放在如何最大限度地利用这种关系上。”这样形成的关系可谓典范。无论是培训、品质还是生产力，通用汽车的工厂都可圈可点，甚至博得了本田来访者肯定的评论。在工厂车间，全美汽车工人联合会及其成员成为了解决方案的一部分，而不是麻烦制造者。

有些怀疑者可能会说，这一切都不对—本应该爆发全面战争，并以核武器结尾的局面，却被绥靖政策取代。现在回头来看，我们很容易会说一些“将要、能够、应该”之类没用的话，要说美国产业没能“征服”全美汽车工人联合会，也是不错的小说题材。但为什么明知对手将比你活得久，明知自己无法赢得这场战争的时候，管理层还要如此短视，走自毁前程的道路呢？因此，更好的方案是与狼共舞、和平共处，与此同时，寻找降低整体生产成本的方法，提供更多的买断机会，并将更多有利条款追加到新合约中。最终这一长期战略被2008年金融危机所推翻，此前积累数年、超过1 000亿美元的“历史遗留成本”（主要是医保），令通用汽车境况迅速恶化，没有足够的缓冲余地。

这是一个没有英雄的悲剧，但也没有坏蛋。全美汽车工人联合会领导层很可能已经在政治允许的范围内尽可能迅速地采取行动了。通用汽车管理层利用这一密切并且相互信任的关系来教育员工，令人们明白我们需要的是什么，其原因是什么。但是普通员工的策动力、关于“更多福利”是历史性权利的信念，还有“通用汽车绝不会破产”的坚定信念，都意味着流血在所难免。

像以往一样，由于美国独特的“胜诉酬金”法律体系，医保成本一再攀升，并且速度越来越快。身无分文的受害者可以通过聘请一名愿意“免费”为其打官司的律师讨回公道，只要他同意将可能获得的一部分补偿作为报答交给律师。动机可谓崇高，但事情的发展后来走了样。在一个经典例子中，“不当医疗”日益成为法律行业的分支业务，比如主动诉讼—主动搜寻新的潜在“受害者”，对其提供有利可图的“协助”。辩护律师会指出这一切都不是事实，申辩说只有一小部分美国医保账单是通过庭外和解的手段解决的，虽然技术上说这没错，但它并不是重点。一大批真实的庭外和解费用被用于持续不断的庭审辩护，因为医疗行业不得不适应这种防御性姿态，甚至家庭医生也必须支付高得离谱的保金；为了确认并反复确认最初的诊断结果要进行不必要的重复诊断测试；为了随后在不当医疗审判中为医生的清白出庭做证，需要第三方证人出现在诊疗室。这些多余的浪费性流程及其参与者的成本都是由美国独有的“胜诉酬金”法律体系导致的，造成了美国的医保成本全球最高，却不一定最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