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次讨论电信体制的会议上，有位论者为了说明发展中经济不宜在电信业“过早开放竞争”，举了印度的例子。据说印度由于大幅度开放电信竞争，“民营第二网”遍地开花，结果“竞争过度”，弄得好好一个印度电信业里谁也无利可图。论者以此为证，说明发展中国家的电信还是“垄断”为宜，搞不得什么“数网竞争”。不料把资料找来一看，印度恰恰提供了一个“分解但形不成可操作竞争”的典型案例。这个“无效分解”的教训，十分值得重组中国电信时记取。

根据美林公司电信专家提供的资料，早在1989年印度就对集行政管理和经营于一身的印度交通部邮政及电报局实施分解。首先完成的，是将印度国际长途电话业务和孟买及德里的市话业务，分别独立出来成立两家公司（VSNL和MTNL），按照公司化体制来经营。其余所有国内电信业务，则仍由印度电信部（DoT）一手掌管。1992年，印度政府出售部分VSNL和MTNL的股权（分别卖出15％和20％）。同时，印度政府提出开放电信市场，鼓励民营公司参与电信经营。

值得注意的，是印度开放电信市场的路线十分独特。首先，印度仅仅开放固线市话和移动电话两个市场。对于国际国内固线长途电话，顶多开放民营公司入股，而不允许出现竞争的第二网。其次，更独具特色的，是印度政府将全国固线市话和移动电话市场，分别切割成21个和20个覆盖区，允许每一个覆盖区通过招标产生一个民营固线市话服务商、两个移动电话商和若干个寻呼服务商。从1994年到1997年，印度分别发出了一批固线电信、移动电信和寻呼商的牌照，在上述开放的三个领域里，形成印度电信部以外的第二、第三，甚至第N个电信经营商。

印度电信体制改革的经验中，最可圈可点的，当数开放入股（包括外资入股）和招标发牌（而不是行政“黑箱作业”）。但是，印度电信市场的开放路线和格局，却令人不敢恭维。第一是市场竞争的结构性障碍，没有在电信开放后真正消除。印度电信部官营的固线市话和移动电话业务，拥有全国统一基础网络的支持（固线长途没有开放竞争，并同样由印度电信部控制）。但是它的竞争对手，民营的第二固线市话和移动经营商，面临的却是如何与印度电信部的长途电话网络互联互通的大麻烦。与美国分解贝尔系统后形成可操作的长途电话营运竞争不同，印度新形成的“竞争”格局仍然不可操作。

特别是印度电信部，在改革之后仍然还是个亦官亦商的角色。它一身两任，既管着独家的国内国际长话和各地第一市话和第一移动，又要“主持改革”，完成“扶持”民营电话经营商来与自己竞争的历史重任。这等于是要求，印度电信部要亲手自废武功。若非圣贤，怎么可能做得到？所以从印度率先开放的电信市场，不是无利可图的固线市话，就是需要大投入的移动通信，我们可以看出印度电信部的孤心苦旨。比较“绝”的招数，是将本来已经相对“薄”的市场，还狠狠切了20多刀，分割成几十个所谓“覆盖区”。每一个新进入的竞争者，要想取得投资和营运的“规模经济效果”，那就没门啦。那些预期收益不好的覆盖区，自然无人问津，思维形成竞争当然有名无实。即便可以进入的覆盖区，进入者也只在限定的“局域范围”内考虑成本收益，行为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远不可能是全国市场范围的竞争。最后，印度电信部再征收一道高额的牌照费，新进入者就只好在“高投资（包括高额牌照费）、小范围、低预期收益”的夹缝中生存，根本不可能与印度电信部直属的电信业务形成旗鼓相当的市场竞争。总的结果，到1997年，预期赢利较好的移动牌照发出了大部分，而不被看好的市话牌照，虽经两次全国性招标，但还是应者寥寥。讲来讲去，印度的电信改革，起身不算晚，但差不多10年时间过去了，按照行内专家的评估，“成效仍是一个疑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