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学院教授　黄亚生

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理论上讲，城市化应是提高国民收入和国民消费的有效途径。城市化程度越高，就越会使土地增值，造就有产阶级；城市化会减少交易成本，一般情况下，城市的通信和交通单位成本比较低；城市化还会减少商业成本，使得服务业比较发达。

但是，这些城市化的经济效益是从逻辑推理得来的，实证结果对这个命题有支持也有反对。当你看到发达国家的城市化程度较高，你可能会得出结论：城市化是这些国家发达的原因。但反过来也可以说，这些国家的城市化是它们发达的结果。

20世纪70年代，很多第三世界国家政府拼命追求城市化，它们相信城市化是经济发展的原因而非结果，但效果并不理想。如果持第二个结论，政府就不应把城市化作为一个政策目标。

我们先来假设城市化推动经济发展的逻辑是正确的，看看这个逻辑的几个前提在中国是否能成立，有没有一定的数据支持。如果城市化要降低交易成本和提高规模经济水平，就要有一个前提——增加人口密度。但中国城市化的特点是土地的扩张，而不是人口密度的增加。它是通过新城市的建立，而不是增加既有城市的人口密度来实现的。

中国城市化的这一特征可以从1996~2007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所提供的数据中看出。中国中型城市的人口（至少是户籍人口）密度实际上是在降低的，这里最极端的例子是内蒙古康巴什豪华新城，也就是被中国媒体称为“无人居住的‘鬼城’”。这种“空城计”是不可能起到任何降低交易成本和提高规模经济的作用的，是纯粹的浪费。

再来看消费指标。城市化一般会扩大中产阶级的规模，因为消费是衡量中产阶级规模的一个指标。中国城市化的速度从2000年起增长得很快，但家庭消费占GDP的比重却在2000年后大幅下降，现在这一比重为35%，比表面上城市化水平不如中国的印度低20多个百分点。

当然，衡量中产阶级是一个复杂工程，不能单独依赖一个指标，但至少在消费数据上，我们看不出中国城市化带来了中产阶级的兴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