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个峰值与国有企业改革有关，20世纪90年代以后经济改革深化直指改革企业制度问题，企业改制从体制转型角度看不可避免，并且对后来中国开放经济表现具有重要支撑作用，但改制确实导致大量原来企业的员工下岗待业。城镇失业率上升2~4个百分点，大约相当于成熟市场经济国家一次严重经济衰退对劳动力市场带来的冲击力度。进入新世纪后，随着新一轮开放经济的增长，这个失业率逐步回落到长期趋势和均值水平。目前中国城镇失业率略高于4%，或许主要是结构性和摩擦性失业，与中国充分就业目标状态应当比较接近。通过艰苦的体制改革和经济强劲增长，消化旧体制遗留的大量冗员、隐性失业显性化带来的失业挑战，无疑是中国体制转型面临的最为棘手的难题之一，也是中国经济改革转型最为重要的成就之一。

不过回顾这个转型过程也应看到，大量下岗失业职工承担了太多的改革阵痛。当时受种种客观条件局限，企业改革中的大范围利益受损者未能得到足够的弥补，这方面的遗憾现在可能仍然需要补救。

国有企业改制显然不是帕累托改进，有些人会因此受损失，不过由于改革整体利益大于局部损失，因而从理论上说，通过适当补偿使方方面面大体能够接受改革，这基本属于卡多尔改进。问题在于，当时政府财政比较窘迫，记得朱镕基总理在记者招待会上曾坦言当时的财政是“吃饭财政”。在“吃饭财政”条件下，政府对于解决存量改革需要的补偿问题难免力不从心。当时政府对下岗工人采取了很多扶持措施，包括再就业扶持政策以及一定程度的补贴，然而由于财力有限，还是留下了一些遗憾。现在政府财力跟过去已经今非昔比，政府可以考虑为当年因为改革利益受到显著不利影响的群体，特别是当年下岗失业工人提供追加补贴，回头善后这个转型期遗留问题。

第四个特征性事实是，晚近时期劳动市场多年出现“民工荒、用工荒、招工难”现象。21世纪初以来，间歇性“民工荒”已演变成多年持续的“用工荒”和“招工难”现象。城市劳动市场求人倍率从21世纪初大约0.6~0.7上升到近年的1左右。2012年春节后，媒体对各地用工市场的报道更是描绘出“东南西北中，无处不缺工”的夸张情景。比如说东南沿海，北京和边疆地区都出现“民工荒”，甚至新疆、内蒙古这种地方也在说“民工相对紧缺”。传统的劳动力地区输出省份也开始报道有劳动力偏紧现象。“用工荒”、“招工难”之类现象，其真实的经济学含义始终是“市场机制为农民工涨工资”，长期效果是倒逼结构调整。从数据来看也很清楚，这几年，农民工的工资总体来讲增长较快，2011年中国农民工平均月工资超过2 000元，上涨20%以上，实际工资大概上涨了百分之十几。

第五个特征性事实是，近年来劳动市场呈现相对低端员工短缺而较高学历和较高端工种求职困难的结构性特点。最缺工人的10个行业需要的都是较低端的工人，这与近年劳动市场较低端员工短缺，较高学历和较高端工种求职困难的结构性特点有关。这个特点与有关的数据也是相符的，虽然城市劳动市场总体求人倍率呈趋势性增长，但是区分教育背景和高低工种的工作岗位求人倍率却呈现分化趋势。如2011年城市职介机构低学历组对象求人倍率在1.1以上，高学历组则在0.9左右；较低端工种对象求人倍率在1.2左右，高端工种约为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