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城市化的“偶然性”(2)

真实的中国:中国模式与城市化变革的反思 作者:黄亚生


1980~2008年间产业进行转型,资本与知识密集型产业相继兴起,服务业产值提高至72%,工业产值降至24%,农业基本维持在4%。服务业的快速成长反映出社会的高度城市化:都市人口比例增至80%,城市数目微增至94个。新增的城市大都围绕在台北和高雄,这也导致台北县在过半数的乡镇改制为县辖市之后升格为“直辖市”。

在产业转型期间,台湾地区的人口总数增加了28%,但并不平均分配:台北市人口增加18%,桃园市增加130%,中坜市增加60%,新竹市增加62%,但位于中南部农业区的嘉义市仅增加了8%,屏东市则更少,仅为2%。

“随意”工业化推动城市化

经济的早期发展需仰赖工厂的设立,而这带动了农村人口的移动。由于人民可以自由移居,设立工厂的地区很快就发展成新兴小城市。台湾地区在工业发展初期,工厂是随意设立的,一些集中在大都市的边缘,一些则分散在各乡镇。由于台湾地区的道路、电力、水利等基础建设自日据时期以来就普及到各乡镇,工厂自然会选择设立在地价便宜且劳动人口集中的地方。

随着污染问题日益受到重视,20世纪60年代,地方政府开始在这些工厂散布的地区设立工业区。那时,在大都市郊区划定工业区没有获取用地的困难。等到工业区聚集几家工厂后,工业区附近就会出现一栋栋三四层楼的公寓,这些公寓主要卖给在工业区工作的劳工。轻工业技术层次不高,不少熟练劳工开始自行创业,向原老板分包部分的工艺流程,也就是现在所称的“垂直分工”。

这群创业的劳工骑着摩托车,从工厂载着半成品回公寓加工。公寓里有小型的机械,当时流行的口号是“客厅即工厂”。他们也会生产一些自己设计的新商品,骑着摩托车在城里到处寻找客户。为了租赁这些机械和购买公寓,他们大都以家乡的农田为抵押向当地的金融机构贷款。这些家庭工厂若经营成功,就会迁至工业区盖的较大的厂房。

台湾地区的都市就是这样发展起来的,即使台北市今日已经转型到服务业和科技业,仍处处可见摩托车骑士们在车阵中寻空隙穿梭。同样,在台北市区边缘的中和、永和、土城、汐止等地,仍可见到有些脏乱的三四层楼的公寓,门口堆着一箱箱的待加工品。

但正是低价的交通和住房,使得城市化起到了吸纳人口的重要作用。“衣食住行”涵盖了基本的生活形式,其中后两项与工作紧密相关。城市化过程中,如果就业人口在交通和住房上的支出相对较少,他们就更能积极地在城市中生活工作下去,成为城市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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