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中国的邻居在当代条件下成功消化了农业人口的奇迹，那些东亚邻居在人口密度、耕地面积占国土面积比例远低于中国内地的情况下，取得了农村人口比重和农业比重几乎同步下降的杰出表现。由于这种同步，它们在高速增长时期能防止城乡收入分配的恶化，维持较低的基尼系数值。

深圳道路

户口制度的非人道，大家已经看得十分清楚，政府也已许诺首先开放中小城市户口，最后废除大城市的户口限制。

问题是，工作机会大多分布于沿海一线城市和各地省会。阻止农民工留下来的最大障碍已经不是户口，而是相对于完全离谱的房价和农民工对住房的巨大需求，市场上却很少有廉租房供应，而空置的豪华楼盘却成排成片。出现这种怪诞现象的原因是，在符合城规和区划的前提下，现行土地制度剥夺了农民向市场提供土地和楼盘的平等权利。

其实，中国早就有多快好省地解决外来民工居住问题的深圳模式，其超前性和适用性远远胜过重庆模式，却因为名不正、言不顺而不为人知。在短短30年内，深圳从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渔村成长为世界一流的现代化城市已是奇迹。

更令人称奇的是，该城的户籍人口仅为300万，而非户籍人口超过900万，其中大部分是外地农民工，他们并没有靠政府，而是靠当地农民提供的城中村和小产权房。

深圳的核心经验是，政府以承认本地农民对自己宅基地的土地权益，换取他们同意对建设用地的征收。

这种双赢的制度安排突破了传统土地制度的局限。政府在财力有限的情况下迅速取得城市建设用地，而对本地农民宅基地权益的承认，使得本地农民可以分享城市化中的土地增值收益，避免了现在各地“被上楼”的农民重新返贫，以及近郊农民的城市化被扭曲为城市的贫民化等问题。

这种制度安排也降低了土地征收中的社会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