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李鸿章的淮军，正多是淮人，民风彪悍，作战勇猛，但是也不乏脑瓜子灵活，做事圆滑，比起又蛮又犟的湘军来说，要逢源许多，这一点既是湘淮之别，也是曾国藩和李鸿章之别。在李鸿章之后，还有他的老乡、在北洋三起三落的段祺瑞，也深昧于权术之道，在能力强干之外，手腕也相当老辣，只是民国已经不是晚清，这种土壤和气候已经不再有了。

虽然都是书生带兵，但是跟王阳明和曾国藩比起来，李鸿章更倾心淮人手法，他既会“专以浪战为能”，也不乏偶尔“翰林变作绿林”。在文能武事和义理辞藻之外，他还有着这个白色社会所不推崇的灰色手段和黑色权谋，所以他素来看不惯空谈大义的书生。

八国联军进京时，李鸿章出山谈判，和张之洞共担危局。他和张之洞吵了一辈子，此刻已经无意再争，遇到分歧他只是说:“香涛为官数十年，犹是书生之见耳。”但张之洞听到后，还是不依不饶，对李鸿章反唇相讥:“少荃议和二三次，遂以前辈自居乎？”这两句话虽然是信口说来，却恰若天成，犹如绝对，在晚清社会一时传为佳话，腾传于众口之间。

李鸿章这一生，敢任事又能任事，无论是皇胄掣肘，还是清流物议，他都不在乎。赞他者说他是中兴名臣，谤他者说他是千古罪人，他也一无辩解，不问黑白，只求事功。

在几千年的安徽人中，才干、权谋、机心可堪与李鸿章相比的，也许只有曹操吧。所不同的是，曹操逢于乱世，横冲直撞顾忌甚少，而李鸿章虽然也置身乱局，但所处毕竟已是两千多年后，而且在“痞”字之外，更多了曾国藩所教的一个“诚”字，故此稳重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