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车拟上书”之后，康有为的大名一日千里。他踌躇满志，还投稿参加了上海举办的“何为当今中国变法当务之急”的征文，他心里估计是这样想的：在当今中国谈变法者，我肯定是不二人选，我参加此比赛，点个状元肯定不在话下。然而，评委们却没给康圣人面子，在85位获奖者中，他只得了一个五等末奖，奖金3两——王韬是当时的评选主持人。

一百多年后，再来说有没有公车上书，似乎有哗众取宠之嫌，几千年的历史中，比这更大的惊天大案有的是，而弄清楚了又如何？谁会在意？对谁有用？事实上，公车上书即使没有发生过，或与当年实情有出入，也没有什么，因为这场被康有为制造过、利用过的上书，在我们心里发生过，在很多人心里都发生过，在历史的节气里也发生过，而这就够了。

就康有为来说，他肯定不是圣人，小人、罪人、犯人、文人的毛病，他一身兼而有之，但一百零七年前那场巧取盛名助维新登台的“上书”，不但是他的起点，更是中国的起点！

就像胡兰成所说的那样：“五四时代是个分水岭，从此军阀要过时，国会的花要谢，从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幕府以来的士，从袁世凯训练下来的新兵，都要让给新的知识分子与北伐革命军了。五四时代是‘中华民国’要发生无数大事之前，酿花天气风风雨雨的豪华。”

按照这个逻辑，似乎也不妨这么说，先五四运动二十四年的公车上书，也是一尊分历史江流的磐石，从此皇上要过时，顶戴花翎要破败，名臣权臣要失效，从科举里取出来的士，从北洋水师训练出来的兵，从兵工厂和造船厂制出来的枪炮舰船，都要让位给维新派和革命党了，1898年是帝王军阀和民主共和在中国大地上扰攘进退之前，一道划破长空的闪电。

这道闪电之后，终于下了一场空山新雨，中国要趁着节气另换一种面目登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