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农民工

农民工可能是中国特殊国情之下的一个尴尬的阶层，从其名字，就可以看到这个阶层所处的困境：论身份，是农民，论职业，是工人；检户籍，在农村，而生活又在城市。农民工，是我国城乡二元体制未能完全打破而城市又劳力稀缺所造就的一个群体，他们带着计划经济的残余，进入市场经济中，虽然被官方承认为“工人阶级的组成部分”、“支撑我国工业化发展的重要力量”，但他们身上所带的农村烙印注定受到城市的现实性的排斥②。

社会对农民工是不公平的。第一，他们无法获得与城市居民平等的就业权利。许多城市为保障市民的就业，在招工程序、比例、范围等多个方面设置壁垒、门槛，使得农民工备受歧视。即使勉强就业，农民工群体也多集中在劳动密集型企业，稳定性差，少有劳动合同的保障，而且工资水平普遍偏低，不少地方把当地的最低工资标准当作实际支付标准；尽管不尽如人意，而一旦企业、市场情形有变，首当其冲被裁员的，毫无疑问，落在农民工头上。至于拖欠工资的情况，更属常例，农民工为讨要欠薪，被逼无奈，走向极端的事，每到快过年时，时有发生，屡屡见诸报端。

城市管理当局也没有尽力接纳农民工，他们基本上享受不到城市的公共服务，其子女在就学等方面，同样深受歧视之苦，进入不了公立学校，即使入读民办学校，也要交纳较高的学费。在医疗、社会保险、居住环境、文化休闲等诸多领域，农民工基本上被排斥在外。他们虽在城市中，为城市的发展贡献良多，但无法分享城市的发展成果。

农民工阶层的出现始于上世纪90年代初，至今将近二十年了，大约形成了1.5亿人的规模。与其他社会阶层开始自我复制一样，第二代农民工也出现了。他们初、高中一毕业就奔赴城市打工，比父辈们更容易习惯城市的现代生活方式，更在意以及愿意争取必要的待遇、权利、保障，也更渴求城市的接纳和认同，但缺乏父辈们吃苦、忍耐、坚韧与节俭的精神，也不像父辈们那样对生养他们的农村始终怀有眷恋、回归之心。他们多半不准备回去，也回不去了。但与父辈们相同的是，都背负着农民工的印记，作为零权利者，漂泊于城市中。

社会并没有给予农民工阶层相对公平的国民待遇，农民工普遍有被视作“二等公民”的自卑感，生存的焦灼感，以及贫富差距对比后的失衡感，对社会有一定的抵制、愤怒和仇视的情绪倾向。

3.产业工人

三十多年的改革历程，对工人阶层的影响尤为巨大。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工人阶层的社会地位相对而言，是比较高的。工人是国家的领导阶级，其职业声望、福利待遇、政治地位，都非其他阶层所能比拟。工人阶层也有晋升的通道，一般流向管理阶层。总之，工人阶层拥有过一段比较光荣、自豪的时期。

即使是步入改革开放的新时代，一开始工人阶层也多有受益。由于计划经济体制的逐渐松动，企业拥有了一定程度的经营自主权，经济效益渐好，工人收入也随之增加，并且工人的各项福利待遇稳定，享受着国家的充分保障。所以当时工人这个职业，尚有“铁饭碗”一说，意即生计不愁，旱涝保收，比上不足，比下有余。但是，这种无就业压力、风险的工作境况，也造就了工人阶层普遍性的无竞争意识、技能。而这种状况，在经济体制加速转轨后，被急遽放大，工人阶层承担了改革的成本，也体验到了改革的阵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