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当时我们不仅浪费了全球资源价格极其廉价的时期，更重要的是，当时盲目实施的猛烈经济市场化也造成了今天中国的贫富分化。因为，在人类的经济历史中，任何一次经济制度的重新制定，最重要的前提就是要首先保障经济增长的速度。而在经济增长速度低迷的时刻，强行推进经济制度的重新设计，必定会演变出社会财富的权贵时代。

我们可以作一个简单的对比。1890年，美国的城镇化率水平达到30%，1910年，美国的城镇化率达到了46%的水平，其间用了20年的时间。1998年，中国的城镇化率是33%，2010年，中国的城镇化率是47%，时间略快于美国。

2010年中国的人均GDP是4 830美元，而1910年美国人均GDP在2 100美元的时候，就达到了中国目前的城镇化率水平。1920年美国人均GDP突破3 000美元时，美国的城镇化率水平达到50%。2002年，巴西的人均GDP是2 583美元，巴西的城镇化率水平是61%。还有，一般而言，当一国或地区的人均GDP超过3 000美元时，其城镇化率会达到55%~65%的水平，日本、韩国、中国台湾等亦呈现出一样的现象。而目前，中国的人均GDP已经突破5 000美元，但中国的城镇化率只有49%，见图1–3。

以上这组数据证明，中国的经济资源实力实际上是非常强大的。1997~1999年，如果我们能够不去人为地压低中国的经济发展速度，包括不去推行大量的经济制度重建，那么，今天住房问题就不会是中国社会的灾难问题。而如今，这一切都只能是假设。以10年前的土地价格计算，我们让房地产商人来主导我们的房地产商品市场，是愚蠢和自毁长城之举。

一个农业人口大国向高密集型的重工业人口国家转换的过程中，城市的土地必定是不可估量的财富，而任由私人投资者来主导这个市场，尤其是政府和私人共同主导这个市场，必定会形成社会资源分配的严重不均，必然导致大量社会资源被恶性囤积在房地产市场上，人为地降低了中国社会的劳动生产率。

再以煤炭为例，10年前煤炭价格是每吨20元。现在煤炭价格是每吨500元。1吨煤炭的成本不超过150元。中国现在每年需消耗30亿吨煤炭，每年煤炭市场至少有1万亿元的资源财富去向不明。中国现在在医疗、教育上的投资是每年3 000亿元。如果每年我们把这1万亿元的煤炭资源财富投入我们的教育与医疗体系，足够满足中国全民基本的公共需求了，我们和我们的下一代，就不会为了基本的生活保障而忙碌一生。在没有基本福利保障的情况下，绩效工资制会让我们成为为生存转不停的马达，使得我们的思维受限，被迫远离科技创新。失去了自我的独立思索空间，我们就任凭自己为了生存被洗脑吗？就看着整个社会走上为生存而投机和堕落的道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