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年前奎妮肯定也来过埃克赛特。她是不是从这里就直接到贝里克去了？她有亲戚在那儿吗？朋友呢？从来没听她提起过。有一次在车上广播听到一首歌，她哭了。是《铿锵玫瑰》。低沉的男音填满车厢，又稳又沉，让她想起父亲了，她在抽泣间说。他最近刚刚去世。

“真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她低声说。

“没事的。”

“他是个好人。”

“那当然。”

“你也会喜欢他的，弗莱先生。”

她给他讲了一个父亲的故事。小时候，父亲会和他玩一个游戏，假装她是透明的。“我在这里！在这里！”她笑着说。而他则会一直低着头，好像压根看不见她一样，还喊着，“快过来呀，奎妮，你在哪里？”

“很好玩呢，”她用手帕捏捏鼻尖，“我真想他。” 连她的悲伤都带有一种浓缩的端庄。

车站咖啡室热闹非凡。哈罗德看着那些来度假的人带着各自的行李箱和背包在桌椅间狭小的空间里谈判，问自己奎妮是不是也曾在这里落脚。他想象着孤零零的她穿着那套过时的套装，苍白着脸，坚定地看着前方。

他真不该让她就这样离开的。

“劳驾，”一个温柔的声音传来，“请问这个位子有人吗？”

他摇摇头，将思绪拉回现实。一个衣着光鲜的男人站在他左边，指着他对面的椅子问道。哈罗德擦擦眼睛，又惊讶又羞愧地发现自己又落泪了。他告诉那人座位没人，可以随便坐。

那人一身时髦的套装，深蓝色衬衫，陪小小的珍珠链扣，身材消瘦，举止端庄，一头银发梳得整整齐齐，连坐下都要仔细调整双脚的位置，这样裤子的折痕就可以和膝盖对齐。他举手到唇边，以一种优雅的姿势托着头，看起来正是哈罗德一直想成为的那种人；用莫琳的话说，就是出身优越。也许他看得太专注了，侍应上了一壶锡兰红茶（不加奶）和一碟茶饼之后，那位绅士就颇有感触地发话了：

“道别总是不易，”他倒一杯茶，加了柠檬。

哈罗德解释他正在走路去看望一个自己多年前辜负了的女性朋友，希望这不会是告别，而她可以活下来。说这话的时候他没有直视那个绅士的眼睛，而是盯着桌上的茶饼。是那碟子的形状，饼上的黄油已经溶了，看起来像金色的糖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