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渡：我小时候也还看见过拖拉机耕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后就似乎慢慢绝迹了。我们的成长过程中，确实收到过太多的空头支票，再要我们相信什么承诺，的确有些困难。

王跃文：说到拖拉机耕地，我又想起一件事来。大概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期，家乡建了个拖拉机站，一色的铁牛拖拉机，有好多台。可能是学大寨虎头山上的铁姑娘，拖拉机手全部是年轻女子。她们大多长得漂亮，开拖拉机的样子很骄傲。我上学天天要从拖拉机站门口过，经常看见那些漂亮的拖拉机手得意的模样。有回不经意间听拖拉机站旁边的大人说，这些姑娘白天开拖拉机，晚上干部把她们当拖拉机开。我不知道拖拉机站是公社办的，还是县里办的，也就不知道晚上“开拖拉机”的是公社干部还是县里干部。有些干部的坏，也是有时代特色的。当年的工作是以整人为中心，干部就犯人的错误，当然是搞女人；现在工作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干部违法乱纪就在经济领域。

不是说六七十年代就没有贪官，只是当时物质普遍缺乏，再贪也贪不了什么。记得当时有一种进口尿素，包装袋是尼龙布的，质感同当时流行的绵绸差不多，就有人拿它来做裤子穿。此风盛行，尿素袋子就被干部们贪掉了。当时很多公社干部都穿这种尿素袋子染黑之后做成的裤子，居然很时髦。那会儿有个顺口溜：大干部小干部，一人一条尿素裤。屙尿在日本，放屁加拿大。原来进口尿素要么是日本的，要么是加拿大的，一条尿素袋不够做条裤子，得用两个国家的尿素袋拼起来。有时候，染黑之后的尿素袋布褪了色，左边屁股上是日本，右边屁股上是加拿大。这屁股就够大了，中间隔着太平洋。

伊渡：我俩是同龄人，您说的很多事情，有的我有印象，有的我完全忘记了，您童年和少年的记忆为什么这么清晰？

王跃文：可能同我的敏感有关。因为从小在一种受歧视、受屈辱、受冷遇的环境中长大，对外部世界就格外敏感，又不善于发泄，凡事都放在心里。父亲被社会孤立起来，肯定十分痛苦。我从自己的亲身经历中就能体会到这点。我小时候生怕别人不和我玩。三四岁的时候，我在离家两三里的甘蔗地里见着一株野香瓜苗，回来告诉远房堂弟三坨。三坨不相信，说我肯定是骗他的。我赌咒发誓，硬说真的见着了。我引着三坨跑回甘蔗地，却怎么也见不着那株香瓜苗了。三坨骂骂咧咧的，说我骗他。我是又委屈、又害怕、又自责。三坨为这事好几天都不理我，我难过极了。照说他比我还小，他应在我面前服服帖帖的，可是我俩的位置完全颠倒过来了。

伊渡：您小时候在家里受宠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