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跃文：您提到的是两个问题，交流和压力。谁都需要交流，只是有的人不善于交流、惧怕交流，或者找不到交流的对象、方法。压力这东西，得看自己怎么对待，不把它当回事，就无所谓压力了。我最困难的时候，大概是一九九九年后的两年时间，关于我的谣言很多，有的说我被抓起来了，有的说我被监视居住了，有的说我已出国避难了，有的干脆说我人已被灭了。

有一回，外省一位读者打来电话，说要找王跃文老师。我说我是王跃文。他反复问，真的是您吗？原来，他们那地方传言，说我已不在人世了。还有人发来匿名电报，对我表示声援。我至今不知道发电报的是哪位朋友，我要向他致敬！但愿这位朋友能看到这本书。

那段时间给我写信的朋友也特别多，年纪最大的是重庆一位七十八岁的大妈。老人家自称七十八岁健康老妪，一手钢笔字隽秀、清丽。这位大妈今年应是八十三岁了，我在这里祝她健康长寿！我的真实处境其实也没那么可怕，外头传起来就吓人了。我自己倒不担心什么，只是唯恐家里人害怕，特别怕家里老人受不了。

我平时都是一个星期给老家打一个电话，那段时间我三天两头打电话回去，同爸爸妈妈拉拉家常。我想让他们知道，我的状态很好。可是，有一天，我正在家吃晚饭，门铃突然响了。我开门一看，两位白发苍苍的老人站在门口。我的父母来了。平时父母到长沙来，都会先打电话告诉我，我会去车站接他们。但是，他们这次没有事先告诉我，突然就来了。我明白，两位老人就是想突然出来在我面前，看看我到底好不好。我把父母迎进来，端茶倒水请他们坐下。我已经多年没有泪水了，那天我就像当年的母亲，躲在洗漱间不停地洗脸。我的泪水忍不住。吃过晚饭，妈妈正式说话了：儿子，你写的书我和你爸爸都看了，你没有写半个不该写的字。你不要怕，城里过不下去了，就回老家去，家里还有几亩地，饿不死你的。我的母亲只是粗通文墨，却懂得天下的大道理。我敬仰我的母亲。

当时，我的母校邀请我回去讲学。我应邀去了。我说自己没有资格讲学，把这两个字倒过来，就叫学讲吧。我因而“学”着向母校的师生讲了自己的创作经历。没想到等我回来之后，我的母校、当地电视台、报社、文联等四家单位，都被要求写出接待我的经过，其实就是被勒令写检查。这四家单位的朋友纷纷打电话给我，很是义愤。后来南方一家名报知道了这件事，也颇为不解和愤怒，一定要报道出来。我阻止了这家报纸的报道。我无所畏惧，只是怕连累朋友们，他们还得在当地工作下去啊。我是一个没有被剥夺政治权利的自由公民，有讲学的自由。当地党政部门的做法是非法剥夺我的这种自由，并且还损害了我的名誉，我有权把当地有关部门告上法庭，但是我也放弃了。没有意思。

我平时做人本来很低调的，特别是不喜欢在电视里亮镜头。可是有一段时间，只要电视台邀请，我就满口应承。我想让天下所有关心我的人知道，王跃文还活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