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4月份，我和宁总最终决定华远与华润分手，一旦决定，我就开始紧锣密鼓地准备，而在此之前，我和宁总一直对分手秘而不宣，我甚至还放了一些烟幕弹：去美国休假、写书、和小潘打嘴仗，连公司高层都不知道分手的消息，而媒体也在不断猜测华远、华润、万科这个三角关系到底走向何方。五个月后，我正式对外宣布分手，一时谣言终止，媒体一片哗然。更有媒体担忧与华润分手后的华远是否能走远，猜测“廉颇老矣，尚能饭否”，而我已华远的二次起飞向外界证明“廉颇不老，尤能驰骋”。

那天早上去公司时，我专门换了套干净的西服，选了条大红色的领带，以显示这个场合的正式、隆重以及我喜悦的心情。几个月以来压抑的情绪也该得到释放了，我终于可以卸下这个“伪装”，不再担任华远房地产公司这个有名无实的董事长，重新干一番属于自己的事业了。

当我在会议上正式宣布这一股权转让的消息，同时宣布辞去现公司董事长的职务时，许多员工都流下了眼泪。

第二天，北京市能看到的媒体都用很大的版面、用了特殊的能吸引眼球的巨大黑体标题刊登了这一消息，但各自的角度不同，标题更是五花八门。有的是以“房地产巨头辞去董事长”为题，有的是以“任志强另组新华远”为题，有的则从“华远与华润的分家”入手，还有的则是怀疑“廉颇老矣，尚能饭否”。

这次人事的大变动，并非是因为华润的文化不如华远，也不是华润的机制出了问题，其实问题只出在郭钧一个人身上。也许是万科的文化无法融入华远和华润的文化之中，最终以郭钧任职不满一届就离职结束了这种文化差异的战争。

应该说《万科周刊》是一本非常好的企业周刊，我、黄铁鹰、宁高宁等都在上面刊登过许多文章，共同讨论企业管理与对市场的认识等。郭钧就曾是《万科周刊》的创刊人，林少洲、吴有富等干将都是从《万科周刊》的总编岗位上提拔的，都是名牌大学毕业生中的佼佼者。《万科周刊》也是培育万科企业文化的重要工具，应该说在建立企业文化上，他们都应是高手。但不知道为什么，他们却都难以和其他的企业文化相融合，最终都只能选择单干，我只能将这一差异也解释为企业文化了。

郭钧离开华润（北京）置地之后，也同样引起了媒体的关注。一个年轻人曾在两年前以一个胜利者的姿态进入了一家大公司，并直接当上了总经理，所有人都希望看到他的成功。但刚刚两年，这个红了一阵子的“新星”就从这个岗位上消失了。许多媒体认为郭钧只是当了万科与华远试图合并成为航母中的牺牲品。其实，无论万科与华远是否会合并，郭钧都不可能是领头人，他的道路是他自己走出来的，失败与成功都与华远与万科的变化无关。此后郭钧再也没在这个行业中做出响亮的成绩，也说明他并没有领导一个好的大的企业走向辉煌的能力，尤其是没有独立创造的能力。即使有人给了他一个好的舞台，他也没有充分利用好这个舞台，或者说他根本没有能力站在这个舞台上，演好自己的角色。